诉诸情感（appeal to emotion，Argumentum ad passiones）是一种非形式谬误，是指借由操纵人们的情感，而非有效的逻辑，以求赢得争论的论证方式。这种谬误在缺乏事实证据支持的状况下更为显著。[1]作为谬误，诉诸情感是一种红鲱鱼，且包含诉诸恐惧、诉诸后果、诉诸谄媚、诉诸怜悯、诉诸荒谬、诉诸仇恨和一厢情愿等多种谬误。
诉诸情感所诉诸的对象，是诸如恐惧、同情、快乐等听众所拥有的内在情绪，而其目标则是使听众因而认为存在此种谬误的论证是正确或错误的。
诉诸情感的谬误性
有些看法认为，不是所有的诉诸情感都是一种谬误。情感在论证中是可以有一定的地位的，诉诸情感是否是谬误，比一般想的更难于捉摸。[2]可以认为，在议题本质上和个人情感无关时，诉诸情感是一种谬误。像例如说“你不是很讨厌某网红，你怎么还和他一样支持死刑？”这说法，就是一种谬误，因为一个人喜欢或讨厌某人，和他支持或反对的事情的真确性并无关系；类似地，“如果爱我，你就照我的意思做”也是诉诸情感的谬误，因为一个人是否爱另一个人，不代表对方的要求一定是合理的；不过另一方面，如果议题本质上和个人情感有关，或者确实必须运用将心比心的换位同理心思考，那诉诸情感未必是一种谬误。像例如“如果你最亲爱的家人被杀，你还会不会赞同废除死刑？”[3]的说法，就未必是一种谬误，因为死刑存废属于公共政策的议题，[4]而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一个人在面对所有这类的议题，都应当要展现同理心[5]，甚至也有说法认为同理心对司法正义相当重要[6]，同理心和道德与正义彼此息息相关[7]，所以这问题未必犯下诉诸情感的谬误；类似地，“你敢不敢给自己小孩吃自己卖的料理？想想孩子吧！”的说法，也未必是一种谬误，因为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对道德理解常常都非常重要[7][8]，所以这未必是谬误。要确认一个做法是诉诸情感的谬误，情感在相关道德理解方面的角色就得受检视；然而，很多时候指控他人犯下诉诸情感谬误的说法，很难不在“允许情感在道德理解方面扮演一定角色”的道德认知理论[9]方面，犯下乞题的谬误。
古典时代
在古代，人类就已认识到情感对于判断和政治态度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一书中，将激起他人情感给视为说服他人的关键，对此他写道：“在听众受到演讲者演讲当中的情绪影响时，演讲者借由他的听众说服他们；当我们受到开心、悲伤、爱、恨等情绪影响时，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判断。”[10][11]亚里士多德警告说，情绪可能会让本来不存在的信念出现，或改变既有的信念，因而增强或减弱支持某信念的强度。[12]类似地，塞内卡也曾警告说：“控制权力所需的理性，只有在和激情保持距离时，才能做主。”[13]
数世纪后，法国科学家兼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也写到说：“人…不以证明支持其信念，而以吸引他们他们的事物支持其信念”[14]；巴鲁赫·斯宾诺莎认为情感具有“使得心灵想某种事物而非其他事物”的力量。
另外和塞内卡“情感毁灭理性”的看法不同的是，在十八世纪时，苏格兰哲学家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认为情感实际上是理性的盟友，且帮助人汲取知识；然而，乔治·坎贝尔在情感的可塑性及在教唆他人方面伴随的风险方面提出警告[15]：
情感不会取代理性，甚至也不是理性的竞争对手；情感是理性的帮佣，借由情感的服务，理性得以将真相引介自己的内心当中，并以之获得理想的回应；然而作为帮佣，情感容易受包着理性外衣的诡辩所诱惑，有时甚至会因此而不经意地将假象引入心中
当代理论
一个当代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态度有三个面向，分别是情感、认知和行为，认知面向指的是“一个人对于一个事物的想法、感知或点子”[16]；情感面向指的则是“一个人对于一个事物正面或负面的感觉”，而这就是态度的情感面向。[17]现代的理论家尝试修改了这个理论，并声称说态度“并非由这些元素组成的，而是以这些元素作为基础所得出的资讯的一种一般的评估性总结。”[18]
乔治·马库斯（George E. Marcus）在和罗素·纽曼（Russell Neuman）与麦克·马肯（Michael Macku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理性和情感会透过两个系统交互作用以管理和处理政治讯息：[19]
第一个系统，也就是意向系统，为人提供了“对于行动的一个已在他们的习惯清单上，基于情感回报的理解”，也就是说，这第一个系统透过习惯以控制对政治讯息的任意处理过程，我们的讯息处理多数都借此进行。[20]
第二个系统，也就是监视系统，会“发挥作用以扫视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新事物以及突然侵入的威胁”，[20]换句话说，这第二个系统监视环境以观察任何威胁的征象，如果发现威胁，那这个系统就会从习惯且任意的处理过程中接管一个人的认知，并使人对新讯息保持警戒和感受：
- “关于第二个情感系统，一个有趣的点是当焦虑感开始增加时，认知系统会停止当下进行的活动，并让人将注意力转移到看起来具有威胁的事物之上并对之进行学习，‧‧‧然而，在认知系统侦测到意料之外的威胁性刺激时，这会导致焦虑感上升，而这会使人将注意力从先前的焦点，转移至侵略性的刺激上。”[21]
马库斯还提到说“比起那些没有情感介入的人，情感的介入，会驱使人在政治上，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22]其他的思想家则声称“当情感被激起并为人所体验时，它可让多种心理过程介入，而这些心理过程可以用促进并维持影响力和顺从行为的平台。”[23]
不论如何，一个会影响一个人情绪状态的的事物和政治讯息一起作用时，一个人的态度受到影响这点，是合乎情理的。
在现代哲学中，诉诸情感有两个核心诉求，[24]其中一个是诉诸武力，另一个是诉诸同情，也就是诉诸怜悯，[24]这些诉求仅在信念系统中被认为是有谬误的。[24]
常见的诉诸情感手法
- 诉诸恐惧：某事会产生某种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们应该反对某事或接受预防某事的建议
- 诉诸厌恶：某事令人恶心，因此是不对的
- 诉诸仇恨：某事有些令人不愉快的相关经验，因此不该支持某事
- 诉诸谄媚：奉承与谄媚他人，冀使其支持自己的观点。
- 诉诸怜悯：挑起对方的同情与愧疚，以博取他人支持自己的想法。
- 诉诸荒谬：主张对方的说词荒谬、可笑、幽默，因而该说法不值得接受。
- 诉诸自然：某个现象很自然，因而是可取的；或主张某个现象不自然，因而是不可取的。
- 诉诸新潮：宣称某事物最新、最符合时代潮流，以吸引他人接受。
- 非我所创：某观念或知识是由外人所创造，而对其不信任或低估其价值。
- 是我所创：某观念或知识是由自己人所创造，而对其不信任或低估其价值。
运用诉诸情感的例子
参见
参考资料
- ↑ Labossiere, Michael C. Fallacy: Appeal to Emotion. Nizkor Project. [6 November 2014].
- ↑ Douglas N. Walt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编. The Place of Emotion in Argumen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ISBN 9780271008332.
- ↑ 这问题是一个诉诸同理心的问题，可见杨宗澧的“台湾为什么“废死不可”？”一文。杨宗澧. 新新聞》台灣為什麼「廢死不可」？. 新新闻电子报 (1346期). [2020-10-18].
- ↑ 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 死刑存廢，需要更多對話《廢話電子報第70期》.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 [2020-10-09].
- ↑ 中央社. 副总统：公共政策須真誠同理心. 中国时报. 中央社. 2014-05-24 [20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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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neca, De Ira, I, vi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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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orge Campbell, 1776, cited by James Price Dillar and Anneloes Meijnders in "Persuas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ffect", The Persuasion Handbook, Sage Publishing, p.309.
- ↑ College Students’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ttitude toward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ir Academic Engagement. [2020-10-15].
- ↑ 这理论又称“三分理论”，对于这理论的总结和其开发者的列表，可见Leandre Fabrigar、Tara MacDonald和Duane Wegener等人在2005年合著的《The Structure of Attitudes》的一文
- ↑ Leandre Fabrigar, Tara MacDonald and Duane Wegener, "The Structure of Attitudes" in Dolores Albarracin et al., The Handbook of Attitud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5, p.82., citing Cacioppo et al., 1989; Crites, Fabrigar,& Petty, 1994; Zanna & Rempel, 1988
- ↑ George Marcus,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9.
- ↑ 20.0 20.1 George Marcus,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10.
- ↑ George Marcus,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10-11.
- ↑ George Marcus,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95, see also p.129.
- ↑ Anthony R. Pratkanis, "Social Influence Analysis: An Index of Tactics" in "The Science of Social Influence," A. Pratkanis, ed., Psychology Press, 2007, p.149
- ↑ 24.0 24.1 24.2 Hansen, Hans. Zalta, Edward N. , 编.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26, 2019 [2020-10-15] –通过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