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語寫法 | |
|---|---|
| 日語原文 | 大東亜共栄圏 |
| 假名 | だいとうあきょうえいけん |
| 平文式罗马字 | Daitōa kyōeiken |
| 日語舊字體 | 大东亚共榮圈 |
大东亚共榮圈（日语：大東亜共栄圏／だいとうあきょうえいけん Daitōa kyōeiken ），或东亚新秩序，理論基礎之一為大日本帝國明治維新時期提出的亞細亞主義。其覆蓋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亞和大洋洲的部分地区，主張在日本的帶領下“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中解放亚洲”，建立所谓“相互尊重、彼此独立”“共存共榮的新秩序”之所谓“政治聯合體”，實質上成爲日本進行大东亚戰爭，擴張帝國主義的依據。
起源与背景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雖然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現代化而躋身工業列強，但同時缺乏礦產資源，長久則衰。此時，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在其著作《脫亞論》中，认为日本与中国是近鄰关系。而日本已經成功現代化，但中国仍然落後，故认为要幫助中国改善和建設，否則中国將會牽連日本，使日本也受到損害。“大东亚共榮圈”思想的出現，起初只是一种“將亚洲諸國從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來”的主張。這類理想主義受到民眾普遍歡迎，也吸引了一部分亚洲国家的反殖民主義的独立运动支持者。但很快地，這個理想就遭到日本的軍國主義及極端民族主義者利用，加以改變而打破。
日本以自身福祉為藉口發動了大东亚戰爭，其意識形態發展還經過遠因和近因的累積。19世紀先後發生朝鮮東學黨起義以及甲午戰爭。1920年代，關東大地震所導致的重大傷亡以及由大萧条所造成的昭和金融恐慌促使日本加速大陸政策，對外獲取生存空間与資源。1930年代，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正式對外侵略。
落實与執行
日本方面宣称將自己聯同偽滿洲國及汪伪政权三地接合，成為一個經濟聯合體特區，並且使用东南亚資源及南太平洋成為其軍事防線。1938年11月3日，大日本帝國總理大臣近衛文麿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號召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欲樹立「日滿中三國相互提攜，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关系」，以大日本帝國、东亚及东南亚「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為目標。
所謂「建設大东亚新秩序」，是1940年7月近衛文麿內閣發表和宣傳之構想，即：日本同德、意結盟，粉碎歐美列強對世界的統治，把亚洲從歐美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在「八紘一宇」（世界應是以天皇為首腦的一家人）的「大精神」下實現亚洲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大东亚共榮圈」[1]:122。1940年8月，近衛文麿首度明白指出「大东亚共榮圈」的名稱，及指明大日本帝國（含扶植政權、偽滿洲國）、中华民国、法屬印度支那半島、暹羅、英屬印度（含緬甸）、英屬馬來亞、英屬婆羅洲、荷屬東印度、澳大利亞、新西兰等大洋洲地区与蘇聯西伯利亞東部為大东亚之範圍。大东亚共榮圈中，日本本國与偽滿洲國、汪精衛國民政府為經濟共同體。东南亚作為資源供給地区。南太平洋為國防圈。
日本在各佔領地建立神社，強制推行神道教，把天皇作為神來崇拜；在学校和其他場所強制人們學習被改稱為「东亚共同语言」之日語[1]:122。為實現大东亚共榮圈，1942年日本內閣設立大东亚省。1943年11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為炫耀亚洲新秩序之形成，將「大东亚共榮圈」之代表召到東京，召開大东亚會議[1]:122。被召集与會者全是日軍佔領下之傀儡政府，即：偽滿洲國（首相張景惠）汪僞政權（头目汪精衛）、泰國（王子旺·威塔雅康；唯一實質独立的參与國）、菲律賓自由邦（总统何塞·帕西亞諾·勞雷爾）、緬甸國（總理巴莫）、「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首席代表钱德拉·鲍斯）之代表[1]:122。會議發表《大东亚共同宣言》：「美英為了本國的繁榮，壓制他民族，對大东亚進行侵略和盤剝。大东亚戰爭的原因就是要推翻大东亚的美英隸屬化。大东亚各國提攜完成大东亚戰爭，把大东亚從美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建設共存共榮、自主独立、沒有人種差別的共榮圈，為確立世界的和平做貢獻。」[1]:122「大东亚建設局」扮演了重要角色。
日本取代歐美列強對殖民地之統治冠以「大东亚共榮圈」，目的是為徵集資源、資材和勞動力，長期進行戰爭；在东南亚各佔領地，為建設鐵路、軍用道路及飛机场，日軍強制動員許多當地人從事土木工程，還徵用他們從事礦山勞動等；許多被懷疑從事反日活動之新加坡和馬來亞之華僑遭屠殺；但不久，在荷屬東印度群島、菲律賓等日軍佔領地就掀起抗日运动[1]:123。
結果与影響
近代以來，亚洲諸國多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受文化和經濟上的雙重剝削。西方白色人種更在種族優越論等思潮的影響下，歧視亚洲黃色人種，蔑稱他們為“黃猴子”。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声称将构建“平等共榮”的大东亚共榮圈，亚洲諸國的部分独立运动者因而选择与之合作。后来成為緬甸首任總理的巴莫博士曾在“大东亚會議”上激動地陳述：“我們再次發現到我們自己是亚洲人，發現到我們流著亚洲人的血液，就是這份熱血能夠救贖我們，並把亚洲歸還給我們。因此，讓我們朝向大道的終點邁開步伐，十億的东亚人邁向东亚人將會永遠自由、繁榮，並且終究會找到他們自己歸宿的新世界。”[2]時任菲律賓总统的何塞·帕西亞諾·勞雷爾也曾表示：“十億的東方人，十億的大东亚的人們，他們怎麼能被統治呢，特別是其中大多數還是被英国和美国所統治？”
然而，“大东亚共榮圈”失敗後，被批評其本質是美化戰爭。亚洲多地被日本實際佔領，被指很多“独立”政府實際上是日本和皇軍的傀儡政權而受其控制。当时正值跟英美列強交戰的日本，必然從其东南亚佔領地大量掠奪大米、橡膠、錫、石油等戰略資源。日本軍國主義者更宣揚大和民族優越論，认为日本有權統治亚洲其他各民族。時任緬甸總理的巴莫博士曾抱怨道：
“這些軍國主義者眼中只有‘皇國至上’，不僅如此，他們還堅持所有与他們打交道的人也得接受這個觀點。在他們看來，只有日本人的做法是正道，只有日本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亚洲諸國只有一個命運，那就是成為像滿州人和朝鮮人那樣的永遠的‘皇國’臣民。這些種族主義觀點⋯⋯讓任何日本軍國主義者与我國人民之間的真正理解變得毫無可能。”[3]
“大东亚共榮圈”實際上只考慮日本利益，而將亚洲其他各國的利益放在其次，並非是真正的平等。因此，當日本於二战戰敗、大东亚共榮圈解體之時，亚洲諸國並未出現多少同情日本的聲音。[4]
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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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 1.0 1.1 1.2 1.3 1.4 1.5 《东亚三國的近現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 (编). 《东亚三國的近現代史》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 2005. ISBN 962-04-2496-4.
- ↑ John., Toland,. Di guo luo ri : da Riben di guo de shuai wang, 1936-1945 Chu ban. Xinbei Shi Xindian Qu: Ba qi wen hua. 2015. ISBN 9789865842529. OCLC 910841329.
- ↑ Lebra, Joyce C. (1975).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p. 157.
- ↑ Lebra, Joyce C. (1975).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p.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