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共荣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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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写法
日语原文大東亜共栄圏
假名だいとうあきょうえいけん
平文式罗马字Daitōa kyōeiken
日语旧字体大东亚共榮圈

大东亚共荣圈(日语:大東亜共栄圏だいとうあきょうえいけん Daitōa kyōeiken ),或东亚新秩序,理论基础之一为大日本帝国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亚细亚主义。其覆盖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大洋洲的部分地区,主张在日本的带领下“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中解放亚洲”,建立所谓“相互尊重、彼此独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之所谓“政治联合体”,实质上成为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扩张帝国主义的依据。

起源与背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虽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现代化而跻身工业列强,但同时缺乏矿产资源,长久则衰。此时,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作《脱亚论》中,认为日本与中国是近邻关系。而日本已经成功现代化,但中国仍然落后,故认为要帮助中国改善和建设,否则中国将会牵连日本,使日本也受到损害。“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出现,起初只是一种“将亚洲诸国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的主张。这类理想主义受到民众普遍欢迎,也吸引了一部分亚洲国家的反殖民主义独立运动支持者。但很快地,这个理想就遭到日本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加以改变而打破。

日本以自身福祉为借口发动了大东亚战争,其意识形态发展还经过远因和近因的累积。19世纪先后发生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甲午战争。1920年代,关东大地震所导致的重大伤亡以及由大萧条所造成的昭和金融恐慌促使日本加速大陆政策,对外获取生存空间与资源。1930年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正式对外侵略。

落实与执行

日本方面宣称将自己联同伪满洲国汪伪政权三地接合,成为一个经济联合体特区,并且使用东南亚资源及南太平洋成为其军事防线。1938年11月3日,大日本帝国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号召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欲树立“日满中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以大日本帝国、东亚东南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为目标。

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是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发表和宣传之构想,即:日本同结盟,粉碎欧美列强对世界的统治,把亚洲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八纮一宇”(世界应是以天皇为首脑的一家人)的“大精神”下实现亚洲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东亚共荣圈”[1]:122。1940年8月,近卫文麿首度明白指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称,及指明大日本帝国(含扶植政权、伪满洲国)、中华民国法属印度支那半岛暹罗英属印度(含缅甸)、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洋洲地区与苏联西伯利亚东部为大东亚之范围。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本国与伪满洲国、汪精卫国民政府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作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国防圈。

日本在各占领地建立神社,强制推行神道教,把天皇作为神来崇拜;在学校和其他场所强制人们学习被改称为“东亚共同语言”之日语[1]:122。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1942年日本内阁设立大东亚省。1943年11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为炫耀亚洲新秩序之形成,将“大东亚共荣圈”之代表召到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1]:122。被召集与会者全是日军占领下之傀儡政府,即:伪满洲国(首相张景惠汪伪政权(头目汪精卫)、泰国(王子旺·威塔雅康;唯一实质独立的参与国)、菲律宾自由邦(总统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缅甸国(总理巴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席代表钱德拉·鲍斯)之代表[1]:122。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美英为了本国的繁荣,压制他民族,对大东亚进行侵略和盘剥。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是要推翻大东亚的美英隶属化。大东亚各国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把大东亚从美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建设共存共荣、自主独立、没有人种差别的共荣圈,为确立世界的和平做贡献。”[1]:122“大东亚建设局”扮演了重要角色。

日本取代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之统治冠以“大东亚共荣圈”,目的是为征集资源、资材和劳动力,长期进行战争;在东南亚各占领地,为建设铁路、军用道路及飞机场,日军强制动员许多当地人从事土木工程,还征用他们从事矿山劳动等;许多被怀疑从事反日活动之新加坡和马来亚之华侨遭屠杀;但不久,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等日军占领地就掀起抗日运动[1]:123

结果与影响

近代以来,亚洲诸国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受文化和经济上的双重剥削。西方白色人种更在种族优越论等思潮的影响下,歧视亚洲黄色人种,蔑称他们为“黄猴子”。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声称将构建“平等共荣”的大东亚共荣圈,亚洲诸国的部分独立运动者因而选择与之合作。后来成为缅甸首任总理的巴莫博士曾在“大东亚会议”上激动地陈述:“我们再次发现到我们自己是亚洲人,发现到我们流着亚洲人的血液,就是这份热血能够救赎我们,并把亚洲归还给我们。因此,让我们朝向大道的终点迈开步伐,十亿的东亚人迈向东亚人将会永远自由、繁荣,并且终究会找到他们自己归宿的新世界。”[2]时任菲律宾总统的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也曾表示:“十亿的东方人,十亿的大东亚的人们,他们怎么能被统治呢,特别是其中大多数还是被英国和美国所统治?”

然而,“大东亚共荣圈”失败后,被批评其本质是美化战争。亚洲多地被日本实际占领,被指很多“独立”政府实际上是日本和皇军的傀儡政权而受其控制。当时正值跟英美列强交战的日本,必然从其东南亚占领地大量掠夺大米、橡胶、锡、石油等战略资源。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认为日本有权统治亚洲其他各民族。时任缅甸总理的巴莫博士曾抱怨道:

“这些军国主义者眼中只有‘皇国至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所有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也得接受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只有日本人的做法是正道,只有日本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亚洲诸国只有一个命运,那就是成为像满州人和朝鲜人那样的永远的‘皇国’臣民。这些种族主义观点⋯⋯让任何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我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理解变得毫无可能。”[3]

“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只考虑日本利益,而将亚洲其他各国的利益放在其次,并非是真正的平等。因此,当日本于二战战败、大东亚共荣圈解体之时,亚洲诸国并未出现多少同情日本的声音。[4]

参看

参考文献

  1. 1.0 1.1 1.2 1.3 1.4 1.5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 (编). 《东亚三國的近現代史》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 2005. ISBN 962-04-2496-4. 
  2. John., Toland,. Di guo luo ri : da Riben di guo de shuai wang, 1936-1945 Chu ban. Xinbei Shi Xindian Qu: Ba qi wen hua. 2015. ISBN 9789865842529. OCLC 910841329. 
  3. Lebra, Joyce C. (1975).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p. 157.
  4. Lebra, Joyce C. (1975).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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