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占时期

本页使用了标题或全文手工转换,现处于中国大陆简体模式
求闻百科,共笔求闻
台湾
1895年-1945年
地位日本殖民地
官方语言日语
常用语言台湾闽南语客家语台湾南岛语文言文
政府殖民政府
日本天皇 
• 1895-1912
明治天皇
• 1912-1926
大正天皇
• 1926-1945
昭和天皇
台湾总督 
• 1895-1896
桦山资纪 海军大将(首任)
• 1944-1945
安藤利吉 陆军大将(末任)
总务长官 
• 1895-1897
水野遵(首任)
• 1945
成田一郎(末任)
历史时期日本帝国
1895年4月17日
• 马关条约生效
1895年5月8日
•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
1895年-1945年
1945年8月15日
• 台湾光复
1945年10月25日
面积
1905年36,000平方公里
1930年36,000平方公里
1940年36,023平方公里
人口
• 1905年
3,039,751
• 1930年
4,640,820
• 1940年
5,872,084
货币台湾银行券日圆
前身
继承
清朝
中华民国

台湾日占时期,或称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注 1],是1895年至1945年间日本殖民统治中国领土台湾的时期。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始于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在统治初期,日本对台湾实施残酷的军事统治,遭遇了台湾人民的武装抗争。自大正时期后,日本对台湾统治已渐趋稳固,日本殖民当局改取较为柔和的统治方式。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方因应战争需要更进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将台湾人同化于日本。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有许多台湾人赴大陆地区参与辛亥革命,及与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统治;也有部分台湾民众屈从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皇民化政策,改日本姓名,加入日军参与日本的对外侵略。[1]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0月,台湾的日本占领军向中国投降,台湾光复,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马关条约

日本下关的“春帆楼”:甲午战争战后和谈处

1894年(光绪20年),清帝国与日本因为朝鲜主权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次年3月20日,战况呈现败象的清朝,派出李鸿章为和谈代表,并以全权大臣身份赴日本广岛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议和,但谈判没有结果。最后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廷一方面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另一方面也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

台湾割让予日本的记载为马关条约第二条之内:第二、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第三、割让澎湖群岛,即英国格林威治东经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间的各岛屿。另外,第五条亦有如下之文字:中日两国政府于本约批准交换后,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员赴台湾省,实施该省之让渡事务,但需于本约批准交换后二个月内,完成上述之让渡。5月8日此条约生效,因为此条约,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该和谈经过亦史称台湾割让乙未割台,日本接收台湾时遭遇数月的抵抗,也被称为乙未战争[2]

历史沿革

自1895年6月17日日本殖民台湾开始,就遭遇了台湾人民顽强的抵抗,因此,为加大对台湾人民的镇压,日本当局选派“台湾总督”时,非常看重军事履历,通常以有中将以上军衔的武官来担任,例如首任为海军大将桦山资纪,其后分别为曾任日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日军中将乃木希典等。面对台湾人民的抵抗,日本殖民当局死伤惨重,经济上毫无收益,国际形象也大受打击,例如1895年军费占到殖民当局财政支出的54%[3]。因此乃木希典提出了“将台湾以一亿日圆卖给法国”的言论。[4]

日本国会,乃木希典的主张遭到儿玉源太郎的强烈反对,儿玉源太郎嘲讽乃木希典之所以无法统治台湾是因为他无能,并主动请求担任第四任“台湾总督”,在台湾实行了新的殖民政策[4]。儿玉源太郎自1898年担任“台湾总督”,任期长达八年,他上任后,一面加大了对台湾人民起义的镇压力度,杀害台湾人民数万人;一面挑拨台湾人民的矛盾,实施连坐制度,逼迫台湾人民互相举报“抗日分子”,亲人、邻居反目成仇。[5][6]

儿玉源太郎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老部下后藤新平在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他对台湾的统治方式被称为特别统治主义,后藤新平认为,殖民地人民无法被同化,因此主张效法英国殖民统治方式,将台湾视为与日本本土不同的殖民地,不适用日本法律,例如,日本本土不允许售卖鸦片,但后藤新平却在台湾实施专卖制度,将鸦片买卖权统归殖民当局,借此大肆敛财,鸦片专卖收入在“台湾总督府”1902年的财政收入中占比高达42%,台湾人民深受鸦片之害。[5]在这段时间内,台湾总督于“六三法三一法”的授权下,享有所谓“特别律令权”,集行政、立法、司法与军事大权于一身。[7][8]

1919年,第八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上任后,在时任日本首相原敬的支持下,实施了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不同的统治方式,他们认为,彻底同化台湾是可能的,将台湾视为“虽与内地有稍许不同,但仍为内地之一部”,直接适用本国法律,这种思想被称为内地延长主义[9]

日本不满足于殖民台湾,又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大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为了获取资源用于战争,加大了对台湾人民的剥削压迫和对台湾资源的掠夺。为此,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说日语、穿和服、住日式房子、烧毁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教。1940年,日本殖民当局公布改姓名办法,更进一步推动废汉姓改日本姓名的运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当局开始强征台湾人民为日军做军需品运输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所需兵员越来越多,日本殖民当局也在1942年开始强征台湾人民直接上战场参战。[10]

此外,日本殖民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大多数“慰安妇”受害者是在遭到胁迫或欺骗的情况下被征召,实际上被日本军队当作性奴隶,受到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11][12]至今,这个事件仍被视为践踏女性权利及尊严的行为,在21世纪仍有幸存的台湾“慰安妇”受害者对日本提出赔偿的要求;直到2023年5月台湾最后一位台湾“慰安妇”受害者过世为止,仍未获得日本官方的道歉。[13]

行政区划

日占初期,行政区划变动非常频繁,1895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设置台北县、台湾县、台南县及澎湖厅,当年又将台湾县、台南县改为台湾民政支部和台南民政支部,澎湖厅改名为澎湖岛厅;1896年,改为台北县、台湾县、台南县及澎湖岛厅;1897年,又改为台北县、新竹县、台中县、嘉义县、台南县、凤山县、宜兰厅、台东厅、澎湖厅共计6县3厅;1898年,又改为台北、基隆、深坑、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斗六、嘉义、盐水港、台南、蕃薯藔、凤山、阿猴、恒春、台东、花莲港共计20厅。[14][15]

直至1920年,改为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二厅(台东、花莲),5州下辖47郡3市,2厅之下又分为8个支厅。1926年又增设澎湖厅以及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台南、嘉义、高雄、屏东9个州辖市。到1943年,殖民当局在台湾共设置了5州、3厅、51郡、11市、56街、213庄。[14][15]

1943年行政区 人口(万人,含下辖市) 州辖市(括注人口,万人)
台北州 130 台北市(40)、基隆市(11)、宜兰市(4)
新竹州 88 新竹市(10)
台中州 144 台中市(10)、彰化市(7)
台南州 162 台南市(16)、嘉义市(11)
高雄州 100 高雄市(22)、屏东市(6)
台东厅 10
花莲港厅 17 花莲港市(4)
澎湖厅 7

抗日运动

武装抗日运动

在达半世纪的日本统治中,武装抗日运动主要发生在日本统治的前20年。根据一般学者的研究,武装抗日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台湾民主国抗拒日军接收的乙未战争;第二期是紧接着台湾民主国之后的前期抗日游击战,几乎每年都有武装抗日行动,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止。之后,台湾反日运动转为维护中华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过期间仍发生轰动全世界的雾社事件等武装抗日运动。

根据后藤新平引述总督府报告,仅在1898—1902四年间,总督府杀戮的台湾“土匪”人数为11,950人。日本领有台湾前八年,共有32,000被日方杀害,超过当时总人口百分之一[16]

台湾抗日运动与中国大陆关系匪浅,福建是台湾人民抗日运动的主要资金和军事装备来源地,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如简大狮林少猫林李成等,常在形势紧张时逃往大陆,再伺机返回台湾;另有许多大陆人以“打工”的名义赴台支援。[3][17]

台湾民主国

台湾民主国旗帜

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决定,在台湾住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1895年5月25日,台湾官民宣布于台北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日军在5月29日于基隆背后的澳底登陆,6月3日攻陷基隆[注 2]。于是台湾民主国政府的领袖们,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都内渡逃亡至大陆。6月下旬,余众又在台南拥立大将军刘永福为民主国第二任总统,民主国虽和日军发生不少规模不小的血战。但到10月下旬,刘永福也弃守内渡大陆,日军占领台南,台湾民主国政权至此完全划下了句点。[2][18]

前期抗日游击战

台湾民主国宣告崩溃以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1895年11月8日向日本东京大本营报告“全岛悉予平定”,随即在台湾展开统治。但是,1个多月以后,台湾北部原清朝乡勇又于12月底开始一连串的抗日事件。而这一期的抗日可以说是第一期台湾民主国抗日运动的延伸。[19]

1896年,苗栗地区部分义军撤往大湖,加入泰雅人原住民抗日行列。由“得磨波耐社”大头目“北都巴博”率领,在马那邦山区与日军展开一场殊死战。但日军拥有山炮等重型武器。原住民4位头目北都巴博、接卡久因、杜哈鲁、莫拉邦、和义军将领柯山塘及属下全部阵亡,日军阵亡七十多人。

中南部地区简义柯铁虎刘德杓为首的民勇。于1896年6月进攻驻守南投街斗六街的日军,7月进攻鹿港辜显荣率“别动队”协助日军。虽有部分“别动队”成员倒戈,但民勇军仍告失败。事后,日军在云林地区展开清乡报复行动,约六千至三万人遇害,史称云林大屠杀[20][21]

1902年,苗栗地区风云再起,因原住民不满歧视与压迫且诈骗了山垦权,袭击“南庄支厅”。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纷纷响应,交战1个多月,史称“南庄事件”。之后,日本人又残杀逃到马那邦山避难的难民,引起原住民更大规模抗日,双方交战好几个月。

后期抗日活动

1915年西来庵事件被捕之人头戴笼盔,由台南刑务所押解至法院送审

1902年,汉族抗日运动稍歇,直到1907年11月发生北埔事件,武装抗日才进入第3期。[19]

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止,总共有13起零星武装抗日事件。在这13起事件中,宣称要将台湾复归中国版图的有4件,要建立封建王朝,自己称王称帝的有6件,两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标的则有2件。[22]

这些事件中,有11件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并且有4件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而发动的。[22]1913年1月的苗栗事件领导人罗福星中国同盟会会员,在大陆接受了军事训练,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于1914年3月3日被日本殖民者处决。[23][24]

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是台湾汉族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运动,规模浩大。领导人余清芳以“大明”为国号,建立大明慈悲国政权,并派人前往中国大陆召集同志支援,但最终仍被日本殖民当局消灭。[23]

原住民抗日运动

雾社事件时,日军由马赫坡高地之堑壕向马赫坡大岩窟炮击

后期抗日运动中,以发生于台中州能高郡雾社(今南投县仁爱乡境内)之雾社事件最为著名。这起事件是由于日本人对台湾原住民长期的压制传统文化、歧视与劳动剥削,致原住民生活困苦、长年积怨。

1930年10月27日,以头目莫那鲁道为代表,共六个部落300多位族人发动抗日起义,杀死134名日本人,事件发生后,总督府主张对原住民拥有报复及讨伐权。于此理念下,总督府遂展开近二个月的讨伐,以赛德克人(当时被归类于泰雅人)为主,参与反抗行动的三百名原住民兵勇非战死即自尽,其家人或族人也多上吊或跳崖。史称雾社事件及二次雾社事件,是台湾日占时期最直接且最激烈的武装抗日行动。[25]

社会运动

由于日军的残酷镇压及台湾民众深刻地认识到民间武装与日军相比极为落后和弱小,且中国大陆处在军阀混战状态下,无力援助台湾,故而自1915年以后,台湾几乎不再有大规模的武力抗争行动。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非武装的抗日手段,组织近代政治社团、文化社团和社会社团,采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识的宗旨,以此结合意识相近、志同道合的同志。[23]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员合影

1918年以来,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纷纷成立民间组织,其中尤其以1920年的新民会影响最大,拉开了这一阶段各项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序幕。随后有“六三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相继发起。日本殖民当局深刻地认识到,这些运动并非如名义上所说的只是在日本法律范围内寻求自治,而有更深层次的谋求民族解放和回归祖国的文化内核,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以取缔,1923年12月26日,殖民当局在全岛进行大搜捕,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参与者一网打尽。[23]

1930年代中期后,在皇民化运动的指导下,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都彻底遭到日占台湾当局禁绝。

参与大陆革命和抗战

1897年8月,兴中会成员陈少白在台北成立了台湾兴中会,组织台湾民众支援大陆革命。1900年,孙中山在发动惠州起义前来到台湾筹措军费及武器,并与台湾分会的同志交流,失败后经过台湾逃往国外。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1910年,孙中山派王兆培回到台湾发展革命组织。黄花岗起义参与者中有许赞元及罗福星(上文中提到的苗栗事件领导人)两名台湾人,另有林薇阁给予了一些资金支持。[24][26]

1912年1月,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会议,被选为参议员。[24]

全面抗战爆发前,台湾民众在大陆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北京、上海、南京、厦门和广东等大城市,主要活动内容是舆论上或政治上的,他们宣传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并支援台湾抗日运动。[1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台湾爱国人士前往中国大陆(或原本就在大陆活动的人士)参加抗战,例如,李友邦领导的台湾抗日义勇队,利用自身在日本统治下学习过日语的技能,在阵前开展对日军广播喊话。1940年3月,为了团结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志士,各个组织在重庆成立了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又改组为台湾革命同盟会[17][27]

文化

文学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由于两岸内在文化的同质性,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殖民时期的台湾文学发展,[28]东京的台湾留学生创立了《台湾青年》和《台湾民报》等期刊,开始创作白话文作品,将大量大陆白话文作品引入台湾,并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文学家、思想家交流学习。这些摆脱古诗的近代文学,为台湾白话文运动的肇始者。[29]

这一文化运动虽然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刻意压制,但并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壮大。1936年,集结台湾进步作家的台湾文艺联盟台湾新文学相继成立,这些团体表面上标榜为文艺团体,实际上则向民众宣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反对日本殖民的思想。[23][30][31]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聚焦于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揭露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悲苦境遇,鼓励台湾人民与日占当局斗争,具代表性的作家有:赖和(《一杆称仔》)、杨逵(《送报伕》)等人。[32][33]

电影

在日占时期,台湾的电影被日占当局控制,并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电影的影响,日占当局在台湾出品的电影大多为普及日语、宣传“总督府”政策、推动“皇民化”及进行战争动员。[34][35]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缺乏通过电影艺术表达自身思想诉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渠道,少数台湾人自制的电影实际上也无法摆脱日本殖民者的控制,因而票房惨淡,不受台湾观众的喜爱。[34]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陆电影对台湾产生了很大影响,抚慰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思念,鼓舞了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许多台湾青年受大陆电影影响而前往大陆读书,也有台湾电影工作者摆脱日本殖民当局的控制,前往上海学习电影制作,有的留在大陆投身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有的将大陆电影带回台湾传播。[36][37]这一时期著名的台湾电影人例如第一位前往上海学习电影的台湾人张秀光,电影演员郑连捷(郑超人)、罗朋,电影剧本作家刘呐鸥等。[34]

大陆电影传入台湾后,受到了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票房不仅超过了欧美影片,也打败了日本影片。[34]甚至有些电影院将欧美或日本电影以“大支那剧片”或“大中国上海影片”的名义来欺骗观众,吸引票房。[37]

但由于大陆电影的输入受到殖民当局的阻挠,例如内容被审查、删减,且输入的均是3年甚至10年前出品的旧片,导致台湾人民对大陆的电影发展水平产生了一些误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殖民当局对大陆电影的限制进一步加剧,要求“外语”影片必须以日语配音等,七七事变后,大陆电影在台湾几乎被彻底禁止,少数输入的影片也多为日本傀儡政权下出品的宣扬日本帝国主义的电影。[34][37]

1945年,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后,接管了原被“台湾总督府”控制的日本电影产业。[38]

京剧

殖民地时期的台湾京剧深受大陆影响,例如著名旦角演员梅兰芳在台湾相当著名,并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京剧艺术,台湾京剧界将梅派视为旦角的正宗流派。[39]海派京剧在台湾日占时期也有较大影响力。[40]

布袋戏

布袋戏是福建和台湾当地的传统民间艺术,在清朝福建泉州漳州等地传入台湾,[41]内容大多基于历史故事或传说故事改编,宣传忠孝仁义等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发展出以武侠故事为母本的新式布袋戏。[42][43]

1936年,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几乎禁止了布袋戏,艺人们或是改业,或是辗转到大陆谋生。1941年,时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放宽了对布袋戏的限制,态度从禁止改为了利用,对布袋戏进行了日本化的改造,以去除其中的中华传统文化色彩,人偶的服饰改为和服,配乐从中国传统的锣鼓唢呐改为西洋乐。并将布袋戏改名为“人形劇[注 3],其剧本常为水户黄门月形半平太等日式故事,传统故事也被加入了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内容。[44][45]

台湾光复

准备

1944年4月17日,国民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研究台湾省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现状,并据此提出收复台湾的方案,培训接管台湾的干部。该委员会翻译了日占台湾的文件共100多万字,与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台湾人士召开座谈会,了解日占台湾的实际情况,最终决定采用行政长官制,于1945年9月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46]

1944至1945年期间,该委员会分别开设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台湾警察干部高级训练班等,为收复台湾蓄积了丰富的人才储备。[46]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自此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台湾省行政长官,并于9月1日于重庆市宣布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同时命陈仪兼任台湾警备司令。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接受冈村宁次对中国投降,并任命陈仪为台湾及澎湖群岛的受降主官。[46]

10月7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副主任范诵尧通过广播对台湾民众宣布国民政府将收复台湾;10月10日,台湾各界民众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省第一次国庆庆祝大会;10月17日,国军第70军陈孔达部抵达基隆港,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47]

日军在台北公会堂投降会场

受降典礼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公会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签署降书后,由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递交陈仪,双方即完成受降仪式。自此,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土、国民、行政管辖皆重归于中国主权之下,这一天被命名为台湾光复节。主要参加人员有国民政府代表:陈仪葛敬恩柯远芬黄朝琴游弥坚宋斐如李万居,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陈炘杜聪明罗万伡林茂生等30余人,盟军代表顾德里上校、柏克上校等19人。另外,还有日军代表:安藤利吉谏山春树[46][47]

注释

  1. 如果已通过其它方式明确叙述对象是台湾,则可以省略为日占时期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时期
  2. 澳底原有琉球人居住,故日军选在此登陆,详见琉球澳
  3. 日语“人形”意为人偶

参考文献

  1. 論鍾理和文化身分的含混与轉化 (PDF). [2016-09-02]. 
  2. 2.0 2.1 许佩贤. 攻台戰紀-日清戰史台灣篇. 台湾: 远流出版社. 1995-12-20. ISBN 9789573227021 (繁体中文). 
  3. 3.0 3.1 陈小冲.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1895——1904年). 台湾研究集刊. 1990, 04: 101–110. 
  4. 4.0 4.1 日本曾想把台湾卖给法国. 文摘报. 2011年10月06日: 7. 
  5. 5.0 5.1 许勇. 从“治理”台湾到“经营”满铁——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的祸华事实. 世纪桥. 2009, No.178 (11): 45–47. 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09.11.004. 
  6. Carl, G.H.; 吴玫. 日本入侵台湾的初期. 台湾研究集刊. 1984, (04): 85–93. 
  7. 叶青. 日据时期“六三法”撤废运动与台湾知识分子民族联合阵线形成. 东南学术. 2017, No.260 (04): 212–218. doi:10.13658/j.cnki.sar.2017.04.026. 
  8. 李理. “六三法”的存废与台湾殖民地问题. 抗日战争研究. 2006, (04): 45–61. 
  9. 程朝云. 台湾史话.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71–72. 
  10. 刘蕾. 《朝日新闻》台湾青年参战动员研究(1937年-1945年). 新闻传播. 2019, No.363 (18): 12–13+16. 
  11. 薛洋. 让历史真相不被遗忘——台湾首座慰安妇博物馆揭牌. 两岸关系. 2016, No.226 (04): 62–63. 
  12. 朱德兰. 台湾慰安妇.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09727195. 
  13. 尹艳辉. 岛内最后一位“慰安妇”受害者去世,媒体人感叹:没等到一句道歉. 环球网. 2023-05-22. 
  14. 14.0 14.1 褚静涛. 台湾省行政区划的研议及光复初期的实施. 中国地方志. 2022,. No.332(03): 92–103+127–128. 
  15. 15.0 15.1 于亚娟, 刘锡涛. 台湾历史时期行政区划沿革谈. 闽台文化交流. 2006, (04): 53–56. 
  16. 杨, 碧川. 後藤新平傳. 台北: 一桥出版社. 1996: 62. 
  17. 17.0 17.1 17.2 陈小冲. 试论台胞在大陆的抗日活动及其对台湾前途命运的思考——兼评所谓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台独”运动. 台湾研究集刊. 2011, 115 (03): 64–73. 
  18. 连横. 臺灣通史. 台湾: 众文出版社. 1979-08-15. ISBN 9789575321864 (繁体中文). 
  19. 19.0 19.1 王育德. 《台灣:苦悶的历史》. 2002-07-18: 312页 [1979]. ISBN 957-801-203-9 (中文). (繁体中文)
  20. 许介鳞. 日本武士道揭謎. 日本综合情报. 2004, (第5期): 页104–119. 
  21. 台灣記憶-簡義. Memory.ncl.edu.tw. [2014-08-15]. 
  22. 22.0 22.1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台湾: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1946 [2022-05-05] (繁体中文). 
  23. 23.0 23.1 23.2 23.3 23.4 刘红林. 抗日归宗——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台湾研究. 2010, (No.103(03)): 60–64. doi:10.13818/j.cnki.twyj.2010.03.002. 
  24. 24.0 24.1 24.2 郭海南. 台湾同胞积极投身辛亥革命. 人民政协报 (009). 2021-10-14. doi:10.28660/n.cnki.nrmzx.2021.007954. 
  25. 高莹莹. 再论雾社事件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活动. 台湾历史研究. 2022, (No.3(02)): 32–42. 
  26. 钟纪东. 辛亥革命与台湾抗日起义. 台声. 2021, 531 (20): 102–103. 
  27. 魏庆. 台湾人民抗日斗争——中国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军事文摘. 2015, 347 (13): 56–58. 
  28. 陈宇颖. 五四运动是台湾新文学运动重要指针. 团结报. 2009-05-02. 
  29. 敬隐铭.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 鲁迅研究月刊. 1999, (06): 17–20. 
  30. 杨红英. 论台湾文艺联盟活动之文化政治意义.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No.149(02): 63–67. 
  31. 古继堂. 台湾文艺联盟——三十年代台湾作家的大本营. 新文学史料. 1982,. No.(01): 161–164+172. 
  32. 田建民.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184–185. ISBN 978-7-03-051338-0. 
  33. 田晓旭. 新文化运动在台湾. 中国青年研究. 1991, (05): 36–38. doi:10.19633/j.cnki.11-2579/d.1991.05.014. 
  34. 34.0 34.1 34.2 34.3 34.4 高钰涵. 日殖台湾时期两岸电影之间的关联. 东南传播. 2022,. No.212(04): 31–35.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2.04.025. 
  35. 林豪. 日据时期台湾电影的社会教育探析. 当代电影. 2019,. No.279(06): 54–58. 
  36. 吕诉上. 台湾电影戏剧史(上). 台北: 银华出版部. 1961. 
  37. 37.0 37.1 37.2 侯凯. 在银幕中看到“祖国”——大陆电影的在台传播(1924—1942). 当代电影. 2020,. No.291(06): 84–89. 
  38. 侯凯. 影业接收、影片重映与影人迁徙——战后大陆电影对台湾电影的影响(1945—1949). 当代电影. 2020,. No.287(02): 71–77. 
  39. 冯灼兰; 简贵灯. 别样梅香:京剧梅派艺术在日据台湾. 艺苑. 2019, 113 (05): 60–64. 
  40. 简贵灯. 日本侵占时期台湾京剧鉴赏的海派趣味.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湾世新大学.两岸文化深耕与融合——第五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文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7. 
  41. 杜晓杰. 台湾布袋戏起源及流派考. 民族艺林. 2014,. No.275(04): 18–23. doi:10.13767/j.cnki.cn64-1011/j.2014.04.002. 
  42. 李恒. 台湾布袋戏的溯源传承与现代发展. 戏剧文学. 2016,. No.396(05): 136–140. doi:10.14043/j.cnki.xjwx.2016.05.028. 
  43. 谢珍珍. 台湾传统布袋戏研究. 北方音乐. 2015, 35 (14): 17–18. 
  44. 杜晓杰. 政治权力介入与台湾布袋戏的内台化转型. 艺苑. 2020,. No.117(03): 91–95. 
  45. 陈秀免. 台湾布袋戏服饰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其启示.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2020, 33 (01): 71–74. 
  46. 46.0 46.1 46.2 46.3 陈在正.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台湾光复.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15. 
  47. 47.0 47.1 陈立文; 钟淑敏; 欧素瑛; 林正慧.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五卷:台湾光复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5148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