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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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画像 | |
出生 | 建炎四年九月十九日(1130年10月22日) 南宋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郑氏草堂(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 |
逝世 |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1200年4月23日)(69岁) 南宋福建路建宁府建阳县考亭沧州精舍(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 |
时代 | 古代哲学 |
地区 | 中国哲学 |
学派 | 儒学理学学派 |
主要领域 | 哲学、自然科学、道学 |
著名思想 | 存天理、灭人欲 |
朱熹(1130年10月22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斋号晦庵、考亭,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紫阳夫子、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谥文,又称朱文公。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婺源县(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人,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南宋理学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学者尊称朱子。
朱熹家境贫穷但自幼聪颖,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年仅十九岁,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宋理宗赐名“考亭书院”,故世称“考亭学派”,又因朱熹别号“紫阳”,故世称“紫阳学派”。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也成为后代科举应试的科目,在中国大陆,有专家认为他确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1]。
家世
儒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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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系紫阳朱氏朱瓌(音同“归”,亦作朱瑰,五代十国时期婺源茶院府君)九世孙[2],与凤阳朱氏同宗,皆为唐太宗大臣兼史学家朱敬则公之后裔。原籍徽州婺源县(本属安徽,1952年改隶江西)。
出生
朱熹于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九日(1130年10月22日)午时出生于福建尤溪县的郑氏草堂(即“南溪书院”)。
五岁入小学,诵《孝经》[3],十八岁举建州乡贡,十九岁登王佐榜进士,绍兴十九年十月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4],绍兴二十年(1149年)春,回乡省墓,并赎回质田百亩,充作茶院朱氏的祭田[5],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为官四十八年中,先后任地方官二十七年,到朝廷任侍讲官四十天,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阁修撰等职。
家庭
- 祖父:朱腰
- 祖母:程氏 (程翔,字国老之女,妻胡氏,程中立孙女)
- 外祖父︰祝确
- 外祖母︰喻氏 (祝确同里)
- 父:朱松(1097-1143年),政和八年(1118年)中进士,担任政和、尤溪县尉、晋江县石井镇镇监。卒于建州。葬崇安县。
- 母:祝五娘
- 妹:朱心,嫁给右迪功郎长汀县主簿刘子翔为夫人,生有二子二女。朱熹著文《祭刘氏妹》悼念其胞妹。
- 叔叔:朱啡
子女
元配,刘清四。[6]
子三人。
长子朱塾,娶潘景宪长女 (潘景宪乃吕祖谦女吕华年之夫潘景良亲哥哥[7]),长朱镇,次朱鉴。朱塾有女嫁宗室赵师夏 (浙江黄岩人)。朱鉴子朱浚为宋理宗女婿,赵氏郡主生朱林、朱彬。朱塾继娶黄氏黄府之女,黄彻孙女,陈良瀚外孙女 (陈良瀚女儿陈广谊所生、陈正献外甥女) [8]
次子朱埜,娶五夫里刘复之女,生四子,朱钜、朱铨、朱铎、朱铚
三子朱在,先娶吕祖谦妹,婿郑宗亮;继娶浙江黄岩赵氏 (黄岩赵氏是宗室,可能是赵师夏族人),婿黄庆臣;再娶古杭方氏,生朱铉、朱钦、朱铸、朱铅,四子皆方出,婿李公玉。
女五人。
长女朱巽,嫁崇安五夫里刘子翚侄孙刘学古,即刘玶之子,范如圭之外孙,生子刘席。
次女朱兑,嫁朱门四大传人之一的福州人黄干。
三女朱巳,聪慧美丽,受家庭熏陶,擅长书法音律,原定嫁赵师渊之弟,即赵师夏兄弟,却天不留人,红颜薄命,十五岁时因病而亡,葬在建阳大林谷母亲的墓旁,终日与母亲作伴。
四女朱癸,嫁朱熹弟子建阳人范念德之子范元裕。
五女朱未,幼年夭折。
孙婿。
(长子之婿)赵师夏
(三子之婿)郑宗亮、黄庆臣、李公玉
其他孙婿︰叶韬甫、周巽亨、黄辂、赵师若(宗室)
可见朱熹和宋室关系颇不错的,最少朱家就和四个赵氏宗室联姻,虽然其中一个因朱巳早逝婚事作罢。
死后哀荣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外戚韩侂胄纠党击倒丞相赵汝愚。朱熹等被指斥是赵汝愚的朋党,被贬。朝廷将道学与朱熹等提倡者斥责为“伪学逆党”,一律罢官、除名、流放,终生不得出仕,史称庆元党禁。朱熹人生最后岁月活在死亡阴影之下,自言“某今头常如黏在颈上。”[9]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1200年4月23日)午时,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之沧州精舍内,享寿六十九岁。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谥曰“文”(后世称为朱文公)。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己巳,宋理宗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10]后改封徽国公,从祀孔子庙。
明朝通称先儒朱子,崇祯十五年因诏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汉唐诸儒之前,特称大贤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孔门十哲之次。
徽州婺源县城建有文公庙(文公阙里)祭祀朱熹。“文化大革命”中被拆,2018年重建[11]。
徽州篁墩村(今属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曾建有程朱三夫子祠和程朱阙里坊,已毁于“文化大革命”。2019年,篁墩村挖掘出已埋在地下51年的大量石牌坊构件,包括镌刻有“洛闽溯本”、“朱熹”、“程颐”、“程颢”等字的构件残体[12][13]。
台湾有朱子公庙以朱熹为主祀。
学术和思想
朱熹为官仅十餘年,从事教学五十余年。他考场得意甚早,寿命又长,因此能一生专心儒学,致力于办书院、讲学,朱熹了解教育对思想普及的效力,故能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训诂考证、注释整理上都有较大成就。
朱熹曾在岳麓书院讲学,使书院被誉为“潇湘洙泗”;在主江西南康军时,还修复白鹿洞书院,且为之拟订《白鹿洞书院教条》,并邀请了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讲学。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14]
将《论语》跟《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宋朝以后《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传统儒家的《五经》[15]。
朱熹发扬《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明朝学者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清朝理学家陆陇其更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不过,即使朱熹在学术上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在野史里他也有一些令人非议的事迹。
朱熹相信风水的“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说[16],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地之美则神灵安,其子孙盛。”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亦精于风水,二人常相互讨论。朱熹父亲的坟墓曾三次迁移,其母坟(葬于寒泉岭,称“仰天湖穴”)、妻坟、长子朱塾坟(葬于大同山,称“龙湖穴”),自己的坟地(朱熹及其夫人合葬于黄坑九峰山,称“风吹罗带穴”),都是他自己亲自选的[17]。
洪迈《夷坚志》中描述,他在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时候,与当时的台州知州,也是著名学者唐仲友起了纠纷,双方并且上奏朝廷互控。朱熹后来得知唐仲友相当欣赏当时江南一带著名的营妓严蕊后,就把严蕊抓起来,试图屈打成招,罗织对唐仲友不利的口供,不料严蕊宁死不屈,朱熹莫可奈何。这件事因为闹得很大,使得后来朱熹和唐仲友双双去职。更有野史《二刻拍案惊奇》认为朱熹是为了争夺严蕊不成才扯出这些风波的,这是反理学的表现。而根据今天学者束景南教授则认为唐仲友确乎有贪污罪行,《夷坚志》中的情节很多是虚构的,但仍未有足够证据证明严蕊之事纯属虚构。
事实上朱熹本人在讼案上,实有极大偏见,他给皇帝上奏书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18]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是朱熹本人难以理解的,戴震称此为“以理杀人”[19]。
朱熹所撰的史学著作不多,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编著《资治通鉴纲目》,共59卷。本书不能算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因为朱熹不过是修订了司马光过于主观的正统观,加入了浓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释,不承认王莽政权,于三国尊蜀汉为正统。全书以纲目为体,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但是他并没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与裁定,所以连一般历史家所作的初步工作也没有[20][21]。
朱熹的母亲为歙县县城人,父亲朱松曾在歙县城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入闽任政和县县尉自署“紫阳书堂”,以“紫阳”名其居,朱熹亦题名其书房为“紫阳书房”。学者因而称朱熹为“紫阳先生”,称其学派为“紫阳学派”[22]。
《姑苏笔记》有载曾孙朱浚,贾似道柄国时,每有札子禀事,必称“浚万拜”,时人讥刺“朱万拜”。后元兵攻入建寜,朱浚被执不降,曰:“岂有晦翁孙而失节者乎?”遂自杀。
理学
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在朱熹看来,“存天理、灭人欲”是儒学的精髓之所在。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熹还建立唯心论的“理气二元论”,其中“理”是自然运作的法则,“气”是万物构成的要素,“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还认为,道的价值内涵是“三纲五常”,只有达到仁者境界,将儒家价值化为自己真实的精神支柱,才算得道。[23]
朱子从程伊川(即程颐)对理的说明而肯定“性即理”的理论,“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24]“性者,人所受之天理”[25]“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26]《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性来自天命,朱熹以为天命是自然的天理,人依天理,生而有此人性。朱子认为人类是宇宙万物中最优秀存在,具备了最精萃的“理”。在朱学中把理称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更正确的说法是“本然之性”。人性乃是天地之理赋于人,在天原间称为理,人所禀受的理称为性,人类虽是万物之灵,却与宇宙万物相同,其形体皆由“气”构成,在感情和欲望的驱使下完全不能自由。受制于“气”的性质即是“气质之性”。人类与全身皆“本然之性”的圣人不同,并非是天生的性“善”。朱子亦有不同意伊川意见,“伊川说《易》亦有不分晓处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说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当时未见有这守令,恐难以此说。”
朱熹晚年受到韩侂胄排斥,以为“朱熹迂腐,不识时务,不宜再用”,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之,谓其能齐家,可乎?”[27]庆元四年(1198年)其学说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28]。
官方哲学
后来,朱熹理学成为官方哲学,蒙元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读书人),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儒学正宗[29]。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清朝康熙帝宣扬理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使得“学者无敢疵议”[30]。康熙五十一年以“朱熹升配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以兹表彰。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31]
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朱理学还传到了朝鲜,再传入日本,德川幕府初期,藤原惺窝就桂庵玄树弟子文之玄昌学朱子学,颇有成就。
自然科学
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当肯定。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32]
即便如此,缺乏数学训练的朱熹正如黄仁宇所言:“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李约瑟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33]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妨碍科学的进步[34]。中国自然哲学家在解释现象时,往往求助这种自然哲学,例如:电被解释为,“阴阳相激为电”;地震被认为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35][36]。于是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极端形式,贯穿整个古代中国科学理论体系。
宗教信仰
朱熹早年对佛教甚感兴趣,时常礼佛,研修佛学,遇到李侗后,则尽弃佛学,回归儒家。朱熹崇拜孔子,常常祭孔,一生功业大事,每次到任离任,都会祭孔禀告,此外也奉拜伏羲。[37]朱熹相信祈祷可以感应上天,曾多次祷雨,甚至设醮祈禳,认为祷雨无效,是因为不够诚心。[38]
成年后,朱熹坚决排佛,视作异端,痛加抨击。他觉得佛教有伤风化,不赞同佛教丧葬仪式,坚决反对火葬。在漳州任官时,曾禁止妇女出家,不许寺院日夜聚集信众,也禁止以祈福为名敛财。但是他日常则亦与僧人交往,吟诗酬唱,没有门户之见。[39]
朱熹相信鬼神存在,但平常不肯进入庙宇,认为不合义理。[40]朱子也请人看风水,但不迷信,也用《易经》占卜求筮。1195年,朱熹曾撰万言奏疏,声援被贬的赵汝愚,弟子极力劝阻,以免得罪韩侂胄,结果朱熹依照了占卜结果,放弃上书。[41]
评价
朱熹一生,毁誉不一。
黄干《朱子行状》曰:“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他还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全祖望称朱子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42]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读朱熹《朱子语类》、《四书集注》时批注说:“贯通大本大源”,“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43]
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44]
徐渭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指责朱熹“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比求有过……”
明朝小说《二刻拍案惊奇》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篇,称宋淳熙壬寅(1182年),朱熹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先后六次给宋孝宗皇帝上奏状,弹劾唐仲友,且逮捕官妓严蕊,试图屈打成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从,并道:“虽然身为贱妓,有太守有滥,罪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诬士大夫!”后来,事件闹到皇帝耳里,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吏部尚书郑丙亦称朱熹“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将朱熹调任,此案转由岳飞之子岳商卿处理,严蕊无罪开释,除籍从良。今人多对此故事存疑。
满清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朱子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如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45],“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46]又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又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47]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评了程朱理学,认为是封建主义的代表,中国进步的思想障碍。回族人李阳泉宣称朱熹于福建漳州做知府时,曾下令妇女缠足,并令之缠至极小以为“以绝淫风”[48]。但此说法没有文献依据,且宋朝并无缠足风气。
书法成就
朱熹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锺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朝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现今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作品
手稿、卷帖
- 《周易系辞本义手稿残卷》日本藏
- 《行草书诗札》南京博物院藏
- 《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向往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四书注稿》辽宁省博物馆藏
- 《书翰文稿卷》辽宁省博物馆藏
- 《论语集注残稿》日本藏
- 《致彦修少府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书易系辞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 国内私人藏
- 《致程允夫书》辽宁省博物馆藏
- 《赐书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秋深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卜筑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 存疑作品,被认为是伪作
碑刻
书法风格
朱熹的书法被誉为“汉魏风骨”及“韵度润逸”。下笔点画圆润,善用中锋,运转沉着顺畅,入笔藏锋隐芒,绝无狂躁之迹;结构稳健典雅,行气连贯,不刻意工整,风格洒脱自然。朱熹是儒家哲学的宗师,书法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文人的书卷气,崇尚传统法度是可以想见的。他主张“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纵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也就是说,书法必要入法而又能出法,笔墨才能表现出自然的意态。[49]历代名人对其书法的评价很高,也明显地披露了他独特的书风:
“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璠玙圭璧”。
“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
“其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矩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诸名家,未易比数”。
“前人论书谓真卿书有忠臣骨,今观文公之用笔斯言为不谬矣”。
“晦昂先生精忠古节,博雅明古,为世之贤,表明千古,然对书法尤为神妙,固平生亦书无几,故后世见者鲜矣,此卷为黄士司马藏之久矣,后乃流落于世间,吾昔在教时仅得一见,然未及尽观以为恨焉,今幸复见于友人斋中,足以与公之笔墨有缘也,用是书此以序其本”。
“是书风流韵达,雅致超群,实乃天然妙品”。
主要著作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近思录》,是他与吕祖谦共同整理的宋明理学家著作之摘要,作为一本儒学入门书,历代学子必读。
朱熹是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体系,朱熹著述共有七八十种之多,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四十部,其中最著名有:
后人集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集》、《朱子语类》。
注释
- ↑ 金观涛著,《兴盛与危机》:“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观、王充对董仲舒的目的论的批判,把张载以及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的思辨精神,统统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世界观、方法论薄弱的短处被克服了,历史经过了一千年。万物起源皆出于理,理生气,气生万物,理又规定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理学的出现大大巩固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一体化结构十分适应,封建王朝的控制能力也增强了。”《兴盛与危机•第八章:意识形态结构的系统分析》
- ↑ 《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一《支派源流》:“一世茶院公讳瓌,字古僚,号舜臣,其先吴郡人。唐广明间,黄巢作乱,避地嘅时候你有时间可以歙之黄墩。天中佑中,以刺史陶雅命,总卒三千,戍婺源而督其征赋,巡辖浮梁、德、兴、祁门四县,民赖以安,因家婺源,是为婺源朱氏始祖。”
- ↑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录李方子《紫阳年谱》载,“先生幼有异禀,五岁入小学,始诵《孝经》,即了其大义,书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间从群儿嬉游,独以沙列八卦象,详观侧玩。又尝指日问于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问:‘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 ↑ 《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官联》三:“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绍兴十八年王佐榜同进士出身,治《易》。五年十月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 ↑ 王懋竑纂订,《朱子年谱》,卷一
- ↑ 妣刘氏清四娘崇安五夫里人草堂先生刘勉之先生女,卒于淳熙三年丙申十一月十三日戌时,四年丁酉二月葬于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庆元庚申年十一月壬申日再与熹公合葬焉。嘉定元年妻以夫贵,追封为硕人,绍定三年赠徽国夫人。元顺帝至正二年改封齐国夫人。
- ↑ 《朝散潘公墓志铭》
- ↑ 宋故江都令平海军节度判官副都统光禄大夫太师致仕赠太尉谥清惠廉伯黄公墓志铭
- ↑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局,2004年),页287-289。
- ↑ 《宋史·卷四十一·本纪第四十一》宋史卷四十一 本纪第四十一
- ↑ 婺源文化旅游再添大喜事,朱子故里文公庙昨日正式落成!. 婺源旅发委. 2018年10月24日.
- ↑ 吴永泉. “徽州第一村”篁墩挖出清朝“程朱阙里”牌坊. 安徽网. 2019-06-02.
- ↑ 程云芬. 篁墩,找寻回家的路. 黄山日报. 2019-08-06.
- ↑ 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李敖因此批判:“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要把金针度与人》)
- ↑ 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又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元仁宗延祐二年时确定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试范畴,从此以后中国的科举考试便在《四书集注》的范围内出题。虞集称将朱学“定为国是”使“学者尊信,无敢疑贰。”(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9〈跋济宁李璋所刻《九 经》、《四书》〉)明成祖敕胡广纂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主攻朱子之学。《明史》卷70〈选举志.二〉载:明初“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经义考》称四书如“日星丽天,万象昭著”。陈确〈与黄太冲书〉云:“惟是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
- ↑ 曾国藩:《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钟叔河编《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
- ↑ 福建蔡炉“螺蛳吐肉穴居肉”
- ↑ 《戊申延和奏札一》
- ↑ 《与某书》,《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96页。
- ↑ 章太炎:《史学略说》
- ↑ 瞿佑:《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
- ↑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 ↑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 : 第15页. ISBN 9787010044316.
- ↑ 《朱子语类》,卷59
- ↑ 《朱子语类》,卷5
- ↑ 《朱子语类》,卷8
- ↑ 朱熹上表谢罪:“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朱文公集》卷八五)
- ↑ 《宋史•韩侂胄传》
- ↑ 顾炎武《日知录》卷18〈科场禁约〉条引冯琦于万历三十三年上书云:“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廿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即理学家)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
- ↑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
- ↑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八
- ↑ 《李约瑟文集》
- ↑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 ↑ 叶晓青:《中国传统自然观与近代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第159—161页。
- ↑ 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87页。
- ↑ 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倾向于把理论是否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和可纠错性,当作科学整体观的主要特征,即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见金观涛著,“兴盛与危机”,页424。
- ↑ 陈荣捷:《朱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朱子之宗教实践〉,页183-184。
- ↑ 陈荣捷:〈朱子之宗教实践〉,页186-187。
- ↑ 陈荣捷:〈朱子之宗教实践〉,页191-193。
- ↑ 陈荣捷:〈朱子之宗教实践〉,页185、187-188。
- ↑ 陈荣捷:〈朱子之宗教实践〉,页193、195-196。
- ↑ 《宋元学案.晦翁学案》
-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澤東早期文稿》. 湖南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11-01: 第8587页. ISBN 9787543855113 (简体中文).
- ↑ 〈钱穆论清学史述评〉,汪荣祖,《史学九章》
- ↑ “习斋记余”卷三“寄桐乡钱生晓城书”
- ↑ 《朱子语类评》
- ↑ 《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存学编》卷1
- ↑ 《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李阳泉著
- ↑ 朱熹书法艺术思想简论[永久失效链接]
- ↑ 蔡元定的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记载道: “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蔡元定)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
研究书目
- 秦家懿著,曹剑波等译.《朱熹的宗教思想》.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 (韩)金永植著,潘文国译.《朱熹的自然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束景南.《朱子大传》,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 Hoyt C. Tillman(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陈荣捷.《朱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
外部链接
- 刘述先:〈朱熹的思想究竟是一元论或是二元论?〉。
- 刘述先:〈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 刘述先:〈由朱熹易说检讨其思想之特质、影响与局限〉。
- 刘述先:〈朱子在宋明儒学的地位重探[永久失效链接]〉。
- 吴展良:〈圣人之书与天理的恒常性:朱子的经典诠释之前提假设〉。
- 吴展良:〈朱子世界观体系的基本特质〉。
- 吴展良:〈朱子之鬼神论述义〉。
- 翟志成:〈出入于形上与形下之间:朱子之理气与三心〉。
- 黄勇:〈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
- 黄俊杰:〈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 黄俊杰:〈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 李明辉:〈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 林维杰:〈朱熹经典诠释中的工夫论〉。
- 林维杰:〈知行与经权──朱熹哲学的诠释学模式分析〉。
- 林维杰:〈朱熹哲学中的经典诠释与修养工夫〉。
- 林维杰:〈万物之理与文章之理——朱熹哲学中形而上学与诠释学之关联〉。
- 林维杰:〈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朱熹对《孟子.万章》篇两项原则的诠释学解释〉。
- 林维杰:〈朱熹与西方诠释学的对比研究〉。
- 林维杰:〈朱熹理气论与莱布尼兹的自然神学〉。
- 吴震:〈论朱子仁学思想〉。
- 吴震:〈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 吴震:〈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
- 吴震:〈略论朱熹“敬论”〉。
- 吴震:〈鬼神以祭祀而言——关于朱子鬼神观的若干问题〉。
- 吴震:〈宋朝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
- 劳悦强:〈从《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论朱熹的诠释学〉。
- 邵东方:〈朱子读书解经之诠释学分析〉。
- 佐野公治:〈四书学之成立——朱子的经书学构造〉。
- 卜永坚:〈元明清时期婺源县朱熹崇拜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