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求闻百科，共笔求闻
  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五卅运动。
  “五四”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含义，请见“五四（消歧义）”。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聚集北京13家大学逾3000名学生
日期1919年5月4日
地点
 中国京兆地方
结果
冲突方

 中国北洋政府（钱能训内阁）

其他
意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参与五四运动学生在北平举着国旗游行
1919年6月4日北京，清华大学学生被捕。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敦促政府不可签约，要求惩处相关官员。事情的缘由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本期望“公理战胜强权”[1]，能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参会各国决定把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民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积蓄的民族情绪爆发，学生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2]，上街游行，并发展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一般还包括5月4日后一系列的全国性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等事件，包括工商界参与的六三运动，导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罢免，最后中国代表团6月28日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3]。

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运动，基本达成既定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思想和政治热情。五四运动也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文化革命推进到新阶段，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为领导[4][5]。五四运动本身得益于此前新文化运动对学生思想和组织的预备，又反过来帮助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广[6][7]。

五四激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削弱了北洋政府的统治，青年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助成了北伐[8]。在外来政治思潮的涌入中，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9]，并迅速扩大影响[10]，中国共产党成立，许多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成为共产党领袖[11]。五四运动大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从1939年起，国共两党都各自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国民政府于1944年改为文艺节。[12]

背景

《每周评论》关于山东问题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13]，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4][15]。1919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外来思想和影响交织影响下，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都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而五四之前很多国家都爆发了群众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这些事件都为运动带来催化剂作用[16][17]。

辛亥革命后政局与新思想发展

参见：中国学生运动史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和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的市民。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后发展，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组织纷纷建立，出现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等组织，打下社会政治动员的基础。而同时间革命风潮导致政局一直极不稳定，由二次革命到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北洋政府就曾试图恢复帝制，失败后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各地军阀相继各自对峙，期间爆发三次革命。而社会在曲折进步的同时，社会民众也日益不满持续动荡的时局[18][19][20]。

两个政府与多派系的角力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国会中段祺瑞操纵的“安福系”亲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亲英美派，研究系在五四前后一直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文治派”与“安福系”也藉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此时南方另有一政府，源于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开展三次革命，又称护法运动，誓师北伐，但1918年孙中山在内部矛盾中离职，广州军政府由桂系军阀掌控。1919年2月，南北曾经试图和谈，但并无结果。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五人中有一人为南方政府代表。孙中山寓居上海，那里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并与在福建的陈炯明来往密切。而同时其他军阀都有参与角力，除了控制国会的皖系段祺瑞以外，还有直系冯囯璋，奉系张作霖，山西阎锡山，桂系陆荣廷等等，虽非独立，但都各自为政，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错综复杂的派系在五四前后都有很多的运作，为运动推波助澜。周策纵认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事件中能够成功，在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军事和政治派系之间的实力均衡”[21]。

文化进步与学术繁荣

参见：新文化运动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朱家骅、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严复（翻译家）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在思想上五四前夕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国近代以来，排外与开放两个思潮不断斗争，甲午战争震动中国，一方面开始有更多的人重视思想的引进[22]，另一方面也激发排外情绪，义和团事件是一次排外情绪大爆发，但此后转入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新政、宪政、基督教、进化论[23][24]、德先生、赛先生[25][26]，无政府主义[27][28]、马克思主义[9][15][29]、实用主义[30]，等等，各种外来思想纷纷进入中国。

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重新审视，出现了白话运动[31]，反儒家思潮[32][33]、整理国故[34][35]。

1915年以来，这些对内对外的思想运动到了一个新高度，称为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25][36]。

中外关系和民族主义情绪

参见：山东问题

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在中国不断扩张势力。通过1895年甲午战争占有了台湾等地，使中国藩属国朝鲜独立，此后不断蚕食，于1910年吞并朝鲜。

1914年8月23日，大日本帝国加入英法协约国阵营对德意志帝国宣战，旨在夺取德国在东亚的殖民地，包括胶州湾。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但除了跟日本以外，五四前夕的中外关系大部分是空前的好。美国一直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1868年签订蒲安臣条约，承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1899年，美国发表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各国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中外关系的大倒退，但此后美国带头，各国主动放弃部分庚子赔款，中外关系大大缓和。1907年到1917年间，中英合作最终禁止了鸦片进口[37][38]，1912年12个国家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基本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英法协约国一方向同盟国阵营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在跟英美法一同成了获胜的协约国后，中国民众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跟这些国家的政府关系和民间观感可以说都是在一个空前友好的阶段[39][40]。

一战与民族工商业成长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41]

前奏

天津学生支援北京

1919年1月18日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美国总统在会前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际联盟等，受到各国广泛欢迎，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42]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正式提交请求《山东问题说贴》，经双方多轮陈述，几经曲折，最后美国支持中国，英法倾向于日本，日本以退出国联相威胁，美国妥协。大会4月30日决定支持日本立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3]。代表团向政府直接报告结果的同时，代表团顾问梁启超则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和林长民：“对德国事, 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 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为所动, 吾若认此, 不啻加绳自缚, 请警告政府及国民, 严查各全权, 万勿署名, 以示决心”[44][45]。

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团所报告之失败原因：“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46]。

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 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颇为所动, 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 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 求恢复国权, 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 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 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 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 今果至此, 则胶州亡矣, 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 仆即闻之, 今得任公电, 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 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 交由五国商量处置, 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 我国所要求者, 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 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 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 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 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 尚未正式订定, 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 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44][47]

过程

本节除另外标注外，信息来源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960年）

预备

5月2日晚，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议论巴黎和会事，气氛激昂，决定通知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48]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北大一千多人几乎全体出席，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应邀有代表参加，北大校长蔡元培亦有知晓和私下支持。同学们争相发言，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并要求严惩曹汝霖（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经手签订者）、章宗祥（驻日公使，签订胶济铁路协议）、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驻日公使，向日借款经手人）。最后定出四条决议：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48]

五月四日

被学生烧掉的赵家楼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教育部代表前去北大劝阻未果。下午1点许，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标语、口号。军警前来意图驱赶，见学生势大，旋即撤退。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印刷了5万份，广泛散发：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巡捕房不准学生通过，学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馆递送说帖，至美国说帖中这样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国继承之。...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因为是星期天，并未见到各国公使本人。

东交民巷未能通行让学生很懊恼，临时决定前往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二号曹汝霖住宅，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数十名军警把守，试图让学生后退。学生非常激动，翻墙打开大门涌入。学生未寻见藏匿起来的曹汝霖，发现了章宗祥，殴打了他，并捣毁家具，火烧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前来驱散，逮捕了32名学生。

运动扩大

“五四游行被拘留之北京高师学生七日保释返校”
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学生在体育馆前焚烧日货

中国政府方面态度严厉。5月6日，总统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复秩序，“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5月7日驱散社会团体的国耻日纪念活动。5月8日，训诫教育部，要其整饬学校。5月10日，学生提讯。5月14日，下令将用军力来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日本公使向外交部抗议，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动，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游弋，施加武力威胁。5月23日取消多种学生及社会刊物，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学生3日内复课。

学生方面寸步不让，各校校方在短暂调停之后也与政府对立。5月5日，北京各校开会，重申要求。14所院校校长开会，着手争取被捕学生的释放，也劝告学生保持冷静。5月6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多所学校校长纷纷辞职。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被捕学生向法庭提交言辞激烈之声明。罢课开始是各校自行其是，到5月18日，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上书总统，发表公开宣言，提出六点要求：不可签字山东条约、惩办曹章陆、挽回蔡傅、撤销对学生压力、抗议日本留学生被捕、重启南北和谈。5月21日，总理钱能训回复，模棱两可地表示会“郑重进行”之意，随后有更多高压手段。学生进一步加强组织，设立义勇团、讲演团、各校自治十人团。学生运动从大规模集会转向多样化小型街头集会，发表演讲，鼓励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得到全国各界支持，影响了22个以上省份的200多个大小城市。大中院校的学生迅速响应，游行、示威、罢课、成立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全国的报纸、社会团体、工商团体纷纷表示支持学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学生，南方政府、孙中山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一些军阀、康有为等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学生。

六三运动

扬州群众火烧日货支援学生

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引发上海罢市罢工浪潮，进而扩展到全国，运动进入一个更激烈更广泛的阶段，这既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也可以单独称作六三运动。

6月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北京戒严，2号逮捕7名学生，学生非常愤怒，出动更多的人上街，3号逮捕400余人，4号逮捕700余人，政府不得不征用校舍作为拘留所，学生出动更多的人在街头演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1000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请愿，教师及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去监狱慰问，送去食物。6月11日陈独秀在街头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来9月16日方获保释出狱。

5月下旬，上海学生与商人、工人积极联络，使得运动的参与面扩大了，成为运动的新的中心。5月31日，上海为在5月7日因伤去世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举办追悼会，有10万名学生和市民参加。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开始之后，上海学生与工商界领袖开会，并一家一家地走访商店，恳请支持。6月5日，上海大罢市开始，包括租界的商店也统统关门。上海工人也开始罢工，参加人数估计6万到10万以上。6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亦称“工商学报联合会”。此后罢工罢市浪潮扩散到全国。

政府妥协

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中国政府终于后退。6月5日，军警从校园撤退，6月9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但没有被接受，6月13日，总理钱能训辞职，6月12号，各地的罢工罢市开始停止。

6月24日，政府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改变此前要签约的指示，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签约。全国各界各方前后给代表团发了70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巴黎华侨也组织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对德《凡尔赛条约》中也包括废除中德不平等条约的条款，这是中国想要的。代表团跟和会沟通，看是否能签约但注明保留意见，不承认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相关条款，和会不允许，一直抗争到最后无果。最后，6月28日签约日，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49]。

影响

山东问题后续

参见：华盛顿会议

中国没有签署对德《凡尔赛条约》，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布终止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后来与德国单独谈判，于1921年5月20日签署《中德协约》，德国共和政府放弃《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

1921年11月11日，美英法日中等九个一战战胜国在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调停下，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所驻日军撤离，等等[50]。2月6日，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等[51]。

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至此，山东问题算是比较圆满地解决[52]。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分化

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53]

  • 出版：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涌现出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许多旧杂志也改为白话文，介绍西方思想。新书和翻译大幅增长，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翻了一番，从1919年的602种到1920年的1284种。
  • 社团：成立各种团体、组织，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各种演讲到处都有。许多知识界的名人访华，到各地访问演讲，比如杜威1919-1921、罗素1920-1921、泰戈尔1923年访华，等等。
  • 教育：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在小学国文教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出现平民夜校。
  • 妇女运动：妇女运动进一步发展，1920年初，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放女禁，开始招收女生。女性就业机会增加，自由婚姻更加普遍，节育的思想传入中国等等。

新文化运动在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分化。五四运动刚结束，7月份，胡适和李大钊就因为“问题和主义”而辩论起来[54][55]，陈独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为是否谈政治产生分歧[56]，最后陈独秀把《新青年》变成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胡适等人另办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识分子们关于非基督教运动又有一次争论。此后各人愈行愈远。大致上，一派是坚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民主、自由，如胡适、傅斯年，这是少数派；另一派是参与政治的左倾人士[注 1]，这里面又大致分两派，一派后来转向共产党，如陈独秀、李大钊，另一派转向国民党，如吴稚晖[57]。

五四运动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思潮，杜威在1921年这么评论说：“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学生如此一致和热切地追求现代和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既成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也不被重视，事实上，完全没有用来做辩护”。但相对坚持传统的思想仍然还是存在，比如蒋介石、梁启超、梁漱溟。

学潮、工会与商会

五四以后，学潮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和主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之一，难以枚举。一项调查表明，1922年中国发生125次教育界大骚乱。学生也成立了很多学生组织，活动更加多样化、社会化、政治化。自由主义者表达希望学生回校学习[58][59]，左倾主义者则积极鼓励学生运动[60]。

五四以后，现代工会开始发展起来，罢工也增加了，到1925年发展为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参与工人的运动。

五四以后，大城市中的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比如在上海，他们建立起马路商界联合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

直皖战争与北伐

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势力的平衡。它削弱了段祺瑞的力量，1920年7月北方军阀爆发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下台，直系上台。

后来的国民党[61]、共产党都积极吸纳参加过五四的学生，毛泽东这么评价五四与北伐：“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62]

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

参见：共产国际与中国

五四之前，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少[63]，比如无政府主义[64][65]、马克思主义[9][15]、基尔特社会主义[66]，五四以后成为一股热潮12月，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北大成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成员，各地都有类似的组织。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的时候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渐渐被排挤、衰落。[67]

五四运动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认为这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68]，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成立了上海和广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3日，马林来到中国，他发起并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参加过五四的青年学生成为共产党成员的重要来源。

非基运动与反帝运动

参见：非基督教运动

在五四之后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中，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运动，苏联带领中国共产党策划并发动了这两项运动，许多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

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义和团运动就是一次大爆发，但此后进入一个比较宽容发展的时期，孙中山、宋教仁都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内地会等发展很快，国语的和合本圣经1919年翻译出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于1922年4月4日在北京举行。

五四之后共产国际带领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有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得到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热烈回应。时任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俄国人利金，拟定了反对基督教运动之计划[69]。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的倡议和领导下，于1922年3月4日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设立章程，规定同盟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并于3月9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第四期发表特刊，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及其通电，号召全国学生，起来反对将于4月4日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70]。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大多不信基督教，在五四之前许多对宗教持温和与学术性的批评态度，如陈独秀[71][72]，李大钊[73]、蔡元培[74]。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逐渐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受苏联影响，积极参与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发起严厉的批判，与几年前的温和批评相去甚远。1922年3月21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77人发表《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75]，4月4日，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12人发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则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76]，此后双方公开辩论若干回合[注 2]。

1923年7月13日，中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在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此后成为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价

  • 毛泽东：[77]
    •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 李泽厚：[78]
    •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同意二者有极密切联系而视为一体。
    •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即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
    • 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 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
    • 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 五四之后，除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救亡-革命这条道路以外，另一条继续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工作的启蒙方面，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
    • “四人帮”倒台以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这不是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么？绕了一个圈，过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
  • 石齐平：[79]
    • 根据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的研究，在文艺复兴前，中国的科技从来就是领先全球的。但李约瑟未能解释何以中国会先盛后衰，我的解读是两个原因：自汉以下的“独尊儒术”，加上隋唐以下的“科举取士”，两者一结合，就使得中国几乎所有读书人一辈子皓首穷经，再也无暇钻研天下其他学问了。所幸，这两套约束先后在20世纪初获得解除。清末1905年废科举，民初1919年五四运动重新认识科学，自此以后，中国原本的科技力获得释放。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领域频放异彩，此之故也。这一点，西方人不懂，中国人自己也多未懂，但慢慢会懂。

重要参与者

学生

北京

天津

山东省

上海

武昌

知识分子

  • 蔡元培，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 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中国教育家，地质学家、学者，北京大学时最年轻的地质学教授、德语系主任。
  • 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 胡适，中国近代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 梁启超，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 林长民，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 鲁迅，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作家。

相关团体

北平

上海

  •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

  •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张若名、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广州

湖南

  •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

延伸

参见

注释

  1. ↑ 在五四之后，跟当时的北洋政府相比，国共都算左倾，后来出现分化
  2. ↑ 另一位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胡适没有参加这场辩论

参考文献

  1. ↑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2. ↑ 罗家伦，《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1919年5月
  3. ↑ 傅力著. 不可不知的日本史.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06: 177. ISBN 978-7-5680-3932-1. 
  4.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著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著这种性质。”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5. ↑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1920年4月22日：“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自然不能不是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6. ↑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5月4日
  7. ↑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6年8月，“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这两个运动的结合，使他们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影响范围，终于造成了对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
  8. ↑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9. ↑ 9.0 9.1 9.2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日
  10. ↑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我等待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
  11.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12. ↑ 杨涛. 民国时期的五四纪念活动. 21世纪双月刊. 2010年. 
  13. ↑ 五四运动100周年——学生运动开启政治浪潮 Posted on 2019-05-04 – 工人历史
  14. ↑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
  15. ↑ 15.0 15.1 15.2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1月15日
  16. ↑ 《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大会宣言》，1919年5月4日，“法之于亚鲁撒（注：今译亚尔萨斯）、劳连（注：今译洛林）两州（注：此二地在1871年普法战争后归入德国）也，曰：‘不得之，勿宁死。’朝鲜谋独立也，曰：‘不独立，勿宁死 。’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者矣。”
  17. ↑ 周恩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1919年7月12日，“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指五四运动），就世界上可以说是很不希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日本的米骚风潮, 朝鲜的独立运动，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我们学生感受这种潮流，……实在不能不有这个觉悟。”
  18. ↑ 鲁迅，《自选集自序》，1932年，“我那时（注：指1918年）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19. ↑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20. ↑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咱们十个年头的中华民国，的确是异常进步。...尤可喜的是，社会进步所走的路，一点儿没有走错。...万事在草创时代，自然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生出许多毛病，这也无庸为讳。但方向既已不错，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进的志气又不是没有，像这样的国民，你说会久居人下吗？...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
  21. ↑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6章，1960年
  22. ↑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学仅有的一点兴趣大部分集中在技术知识（‘艺’）上。但在该世纪末，如果我们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本关于西学的目录（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来做判断的话，那么，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已转向西方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等方面了”。
  23. ↑ 严复译，《天演论》，1898年
  24. ↑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 ）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
  25. ↑ 25.0 25.1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26. ↑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
  27. ↑ 克鲁泡特金著，李石曾译，《互助论》中译本，1908年1月《新世纪》连载
  28. ↑ 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载于1908年《新世纪》第65号，““无政府主义者，其主要即唤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于个人与社会之相互，而以舍弃一切权利，谋共同之幸乐。此实讲教育也，而非谈革命也”。
  29. ↑ 孙中山，《致列宁贺电》，1918年夏
  30. ↑ 胡适，《实验主义》，1919年5月2日
  31. ↑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
  32. ↑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33. ↑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原载《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
  34. ↑ 胡适，《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
  35. ↑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整理国故”
  36. ↑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
  37. ↑ 清政府外务部，《暂禁鸦片贸易章程》等照会，1907年
  38. ↑ 《中英禁烟条件》（1911年5月8日）
  39. ↑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 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讲词》，1918年11月18日，“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奥的贵族以外，没有不高兴的。...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
  40. ↑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41. ↑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民国史》上，1983年，“经济趋势，1912-194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可以看出中资现代工业的增长。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1920年有1759家。在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时军火生产，又因缺乏船只运输，所以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中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机会。在民国的前10年，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1918年的4年中，直接的投资却很少。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几年。”
  42. ↑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2014年，“1918年2月17日，顾维钧电告外交部：与各项领土问题，英法意俄均主张以当地民意为解决之本，美国主张尤甚，德奥亦曾名义上宣言赞成，我国山东问题除根据条约与公法外，可借此原则为将来立论之资（《收驻美顾公使17日电》（1918年2月21日），《外交档案》）。（1919年1月11日，）顾维钧电告外交部称：‘与我国相关最切者，即第五款谓：解决各属地问题须以开诚布公为重...及第十四条谓：组织万国公团，各国彼此担保政治独立与领土完全，不分大小一体待遇云云。’《收驻美顾公使8日电》（1918年1月11日），《外交档案》）”。
  43. ↑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2014年
  44. ↑ 44.0 44.1 欧阳军喜，《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原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6 期
  45. ↑ 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Z] . 第 880 页
  46. ↑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960
  47. ↑ 戴, 逸. 《中国近代史通鉴 1840--1949 7 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7: 405. ISBN 7-80068-722-8. 
  48. ↑ 48.0 48.1 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49. ↑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983年，“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
  50. ↑ 解決山东悬案条约. 第一节第一条：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第三节第九条：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第五节第十四条：日本应将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并一切附属产业，包括码头、货栈及他项同等产业等项，移交中国。 
  51. ↑ 九国公约. 
  52. ↑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2014，“在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基本按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如石源华称《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署，是中国外交上取得的一个重大外交胜利，见《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96页）”
  53. ↑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960年
  54. ↑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
  55. ↑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载于《每周评论》第35号
  56. ↑ 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
  57. ↑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960年，“五四事件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非常复杂，所以不容易分类。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省略次要的枝节，把新式知识分子划分为四个主要集团：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部分国民党党员、部分进步党党员。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与后两者中拥护民族思潮的部分，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思想和行动的实际领导者”。
  58. ↑ 蔡元培，《自去年五四以来学生罢课的回顾与展望》，原载1920年5月《新教育》2卷5期
  59. ↑ 蒋梦麟，胡适，《我们对学生的希望》，原载1920年5月《新教育》2卷5期
  60. ↑ 蔡元培，《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1928年7月，“往者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皆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
  61. ↑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919年年底起，一大批曾经参与五四时间的青年被吸收进国民党。罗家伦回忆道：‘总理对于参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的注意和最大的热情去吸收的。...所以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前后，从五四运动里吸收的干部最多，造成国民革命的一个新局势（罗家伦，《从近事回看当年》）’”。
  62. ↑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1年12月9日
  63. ↑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原载1921年5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社会主义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所通之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一、无政府主义，二、共产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工团主义，五、行会社会主义（注：即基尔特社会主义）”
  64. ↑ 刘师培、张继等，《天义报》，1907年
  65. ↑ 李石曾，吴稚晖等，《新世纪》杂志，1907年
  66. ↑ 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原载1919年12月1日《解放与改造》杂志
  67. ↑ 陈独秀. 討论无政府主义. 新青年. 1921-08-01, 9 (4). 
  68. ↑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960年，“苏俄对五四事件的主要反应登载在1919年9月的《消息报》上。作者沃兹涅先斯基(A Voznesenskii）时任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的主任，他乐观地认为，五四运动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69.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2页。利金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来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运动的縂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70. ↑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1922年3月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在中国召开），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侮辱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
  71. ↑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
  72. ↑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一说原载1920年2月《新青年》第7卷第3号，“在欧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是欧洲底文化从那里来的?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73. ↑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月，“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地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
  74. ↑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原载1917年8月《新青年》3卷6号，“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已教、攻击异教之条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也。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75. ↑ 李大钊等，《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1922年3月21日，“教毒日炽，真理易泯，邪说横行，人道弗彰，我国本为无教之国，乃近代受害，日趋日深，近闻世界耶教学生第十一次开(大)会，今年四月，又欲举行于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将于我中国，宣传迷信，继长增高，同人等特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觉，扫人群之障雾，本科学之精神，吐进化之光华。”
  76. ↑ 周作人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原载1922年3月31日《晨报》，“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
  77.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78. ↑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6年8月
  79. ↑ 石齐平. 中国崛兴靠三股力. 中国时报. 2020-12-11 [2021-04-04]. 

延伸阅读

  •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同书较早译本：《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原书：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6年，收录于：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 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 近藤邦男著，丁晓强等译：《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 林贤治，《五四之魂: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初版。
  •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4月。
  • 刘再复，《共鉴“五四”: 与李泽厚、李欧梵等共论“五四”》， 三联书店（香港），2009年6月1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
  • 曹汝霖，《一生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 张鸣，《北洋裂变: 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初版。
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外交
对外关系史 · 外交史 · 建交史 · 外交关系年表
人物
事件和条约
北洋政府时期 → 国民政府时期
1917年－1923年革命
革命
抗议活动
革命政权
反应
相关条目
取自“https://www.qiuwenbaike.cn/index.php?title=五四运动&oldid=7203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