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1613年—1682年）的代表作品之一。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杂家类。
《日知录》始撰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顾炎武绝意仕途[1]，并以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有改定”，一开始有三项设计，即经义（新义诠释古经）、治道（分析社会经济情况）、博闻（一般知识）。《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临终前仍未完成。顾炎武生前在好友的建议下，有八卷本行世，[2]称为“符山堂本”，仅收录140条，顾氏对此表示“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3]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其弟子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再三校勘，删改了犯忌的字眼，把内容大体划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等八类，《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卷八至十二）、世风（卷十三）、礼制、科举（卷十六至十七）、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日知录》属札记性质，字数不定，如《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最长，全条分八个段，有5000余字，《召杀》只有“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9字。
潘耒在《日知录》原序曰：“当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语学问者，必敛衽推顾先生”，并谓此书“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阎若璩《潜邱札记》有《日知录补正》，补正此书50余条，其他学者如李光地、惠栋、江永、顾栋高、戴震、庄存与、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方苞、姚鼐等均曾为此书作注。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写道：“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现在“采铜于山”一词正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清朝道光年间有黄汝成，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为底本撰成《日知录集释》，其叙曰：“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日知录》的思想也超越了当时大多数学者，其中尤以区分“保国”与“保天下”为最。所谓“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后世称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知录》也有明显的失误。例如《日知录》卷二十九称回回教为回纥之摩尼教。[5]
版本
- 康熙九年（1670年），江苏淮安付刻，称《符山堂本》。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潘耒刻于闽中，称《日知录闽中本》。
- 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录之余》二卷。
- 道光十四年（1834年）嘉定黄汝成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刻有集释本。
- 广州本
- 湖本局本
- 朝宗书室活字本
- 席氏刻集
注释
- ↑ 《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见《顾亭林诗文集》页 137）
- ↑ 程先贞作《赠顾征君亭林序》有云：“东吴顾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抉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
- ↑ 《颐亭林诗文集》页70
- ↑ 《日知录·卷十七·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 《日知录·卷二十九》：“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