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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哲學是一門哲學的分支，對語言的用法、來源及本質作理性的研究。對於分析哲學來說，有四個主要關心的問題：意義的本質、語言用法、語言認知及語言與現實的關係。對分析哲學家來說，語言哲學是邏輯、歷史甚至政治的一部分。
在二十世紀初「語言學轉向」中誕生的分析哲學將語言哲學置於中心地位[1]。分析哲學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羅素和維根斯坦等[2]。而在傳統的歐陸哲學中，語言沒有被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研究。相反，它是許多其它領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現象學、結構符號學[3]、數學語言、解釋學、存在主義、解構主義和批判理論等。
歷史發展
古希臘哲學
在西方，對語言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斯多葛派。系統描述語言的語法傳統大約於公元前5世紀在印度出現（見耶斯迦），於公元前3世紀在希臘出現（見赫里亞努斯）。而在印度和希臘，語言學推測（linguistic speculation）都比這種語法傳統更早出現。
在對話克拉底魯篇中，柏拉圖討論了事物的名稱是由約定俗成還是自然決定的問題。他批評約定主義（conventionalism），因為約定主義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結論，即任何事物都可以約定俗成地以任何名稱命名。因此，它無法解釋名稱的正確或錯誤應用。他聲稱名稱有一種天然的正確性。為此，他指出複合詞和短語有一定的正確範圍。他還認為，原始名稱具有天然的正確性，因為每個音素都代表著基本思想或情感。例如，對於柏拉圖來說，字母 l 及其發音代表了柔軟的概念。然而，在克拉底魯篇的結尾，他承認名稱的決定也涉及一些社會習俗，並且音素具有單獨含義的想法存在錯誤[4]。柏拉圖通常被認支持極端實在論。
亞里斯多德的興趣涉及邏輯、範疇學和意義創造等問題。他將所有事物分為種（species）和屬（genus）。他認為謂詞的意義是通過抽象化各種個體事物之間相似性而確立的。這種理論後來被稱為唯名論[5]。然而，由於亞里斯多德將這些相似性視為由形式的實質共同點構成，因此他更常被認為支持溫和實在論。
斯多葛派哲學家在語法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將語言分為五個部分：名詞、動詞、稱謂（名稱或修飾詞）、連詞和冠詞。此外，他們還發展了一種複雜的 lektón 學說：lektón 是每個術語的意義，它與語言的每個符號相關聯，但與符號本身和它所指的事物有所不同。一個句子的完整 lektón 就是（如今所說的）它所表達的命題[6]。只有命題被認為是「真實性的載體」（即，它們可以被稱為真或假的），而句子只是它們的表達載體。除了命題之外，不同的 lektá 還可以表達命令、問題和感嘆等[7]。
中世紀哲學
中世紀的哲學家對語言的微妙之處及其用法非常感興趣。對於許多經院學者來說，這種興趣是由將希臘文本翻譯成拉丁文的必要性所激起的。中世紀湧現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的語言哲學家。根據 Peter J. King 的說法（儘管這一點仍然存在爭議），Peter Abelard 預見了現代指稱理論[8]。此外，奧卡姆的威廉在《邏輯學大全》中第一次嚴肅地提出了編纂一種思維語言（mental language）的建議[9]。
中世紀盛期（11世紀到13世紀）的經院哲學家，例如奧卡姆和約翰·鄧斯·斯科特斯，認為邏輯是一門語言的科學（scientia sermocinalis）。他們對語言哲學概念的闡述的複雜性和微妙性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視。中世紀的思想家預見到了現代語言哲學中許多最有趣的問題。他們對模糊和歧義的現象進行了深入分析，導致人們對與使用諸如「與（and）」、「或（or）」、「非（not）」、「如果（if）」和「所有（every）」等附庸詞（syncategorematic words）相關的問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範疇詞（categorematic words）及其性質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發展[10]。經院哲學在這一領域的主要發展之一是指稱理論。 術語的指稱是其在特定上下文中的解釋。它可以是恰當的或不恰當的（如被用於隱喻、轉喻和其他修辭時）。當一個恰當的指稱指向非語言對象時（如「查爾斯是一個人」）是形式（formal）的，而指向作為語言實體的自身時（如「查爾斯有七個字母」 」）是實質（material）的。這種分類方案是現代區分使用和提及、語言和元語言的先驅[11]。
11 世紀到 13 世紀存在一種叫做思辨語法（speculative grammar）的傳統。其代表學者包括達契亞的馬丁和艾爾福特的托馬斯等。
現代哲學
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的許多語言學家，如 Johannes Goropius Becanus、 Athanasius Kircher 和約翰·威爾金斯，受漢字和埃及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a ) 影響，開始對一種可以消除語言混亂的哲學語言產生濃厚的興趣。這種思想與一種可能存在的通用音樂語言的概念類似。
直到18世紀中葉，歐洲學術界才開始逐漸吸收印度語言傳統。這一進程由 Jean François Pons 和 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 世紀梵文語法學家）發起。
19 世紀初，丹麥哲學家索倫·奧貝·克爾凱郭爾堅信語言應該在西方哲學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認為目前哲學界沒有足夠地重視語言在認知中的作用，而未來的哲學應該有意識地關注這個方面。
當代哲學
「語言轉向」一詞被用於描述當代哲學家對語言的高度重視。
20世紀初，語言逐漸成為西方哲學的核心議題。德國哲學家戈特洛·布弗雷格是參與這一發展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在19世紀後期的工作對哲學邏輯和語言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包括20 世紀分析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和路德維希·維根斯坦。語言哲學的重要性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一段時間內，在分析哲學領域，哲學本身被理解為語言哲學的問題。
在歐陸哲學中，該領域的基礎著作是費迪南德·索緒爾於1916年逝世後發表的《普通語言學教程》[3]。
主要議題及子領域
意義（meaning）
語言哲學中受到最多關注的話題就是意義的本質（nature），即解釋「意義」是什麼，以及我們談論意義時的意思。在這個領域內的問題包括：同義詞的本質、意義本身的起源、我們對意義的理解、組合（composition）的本質（有意義的語言單元如何由較小的有意義的部分組成，以及整體的意義是如何從其各部分的意義中派生出來的問題）。
關於語言學上的「意義」是什麼，存在幾種不同的解釋。每一種都與其自身的文獻體系有關。
- 觀念論，通常與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約翰·洛克聯繫在一起，認為意義是由符號引發的心理表徵[12]。雖然這種觀點從一開始就遭受了許多問題的困擾，但在一些當代理論家以語義內在主義的名義重新提出後，它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13]。
- 真值論，認為意義是使一個表達式可能為真或為假的條件。這一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弗雷格，並與以阿爾弗雷德·塔斯基和唐納德·戴維森等哲學家為首的許多現代作品相關聯[14][15]。（另見維根斯坦的語言的圖像論。 )
- 功用論，通常與維根斯坦晚期的哲學思想聯繫在一起，啟發了「意義即功用」的思想和社群主義的語言觀。維根斯坦關注社群如何使用語言，以及它能夠推廣到什麼程度[16]。這個理論也與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勞森、約翰·瑟爾、羅伯特·布蘭頓等哲學家聯繫在一起[17]。
- 推論主義論，認為一個表達式的意義來源於它與其他表達式之間的推論關係。這個觀點被認為是「功用論」的延伸，其最著名的支持者包括威爾弗里德·塞拉斯和羅伯特·布蘭頓。
- 直接指稱論，認為一個詞或表達式的意義就是它在世界中所指的對象。儘管這種觀點在語言的一般使用方面遭受了廣泛的批評，但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曾為這種觀點的一種形式辯護，且索爾·克里普克和露絲·巴肯·馬庫斯都為直接指稱論在專有名詞上的應用辯護。
- 語義外在主義論，認為意義不是純粹的心理現象，因為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環境特徵決定。這種觀點大致分為兩種派別：社會派（social）和環境派（environmental）。第一種與泰勒·伯吉相關，第二種與希拉蕊·普特南、索爾·克里普克等人相關[18][19][20]。
- 驗證主義論，通常與 20 世紀初的邏輯實證主義運動有關。這種理論的傳統表述是：一個句子的意義是它的證實或證偽方法。在蒯因的《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發表後，大多數哲學家接受了蒯因的整體主義確證論，放棄了該形式的驗證主義論[21]。然而，麥可·達米特自 1970 年代以來就提倡一種經改進的驗證主義觀點。在這個版本中，句子的理解（以及意義）在於聽者識別（recognize）對句子真實性的證明（數學、經驗或其他）的能力[22]。
- 語用學意義理論，包括任何認為句子的意義（或理解）是由其應用的後果所決定的理論。鄧梅特將這種意義理論歸功於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和其他 20 世紀早期的美國實用主義者[22]。
- 心理學意義理論，側重於說話者的意圖（intention）在確定話語意義方面的作用。這種觀點的一位著名支持者是保羅·格萊斯，他的觀點同時適用於了非語言意義（即通過身體語言傳達的意義、作為後果的意義等)[23]。
指稱
研究語言如何與世界相互作用的理論被稱為指稱論。戈特洛布·弗雷格倡導間接指稱理論，他將每個表達式的語義內容分為兩個部分：涵義（sense）和指稱（reference）。句子的涵義即是它表達的思想。這樣的思想是抽象的、普遍的、客觀的。任何子句（sub-sentential）表達式的意義在於它對其嵌入句所表達的思想作出的貢獻。涵義決定指稱，也決定表達所指對象的呈現方式。所指是詞語從世界中挑選出來的對象。一般句子的所指是真值（真或假）。而對於嵌套在{{safesubst:ilh|lang={{safesubst:langname|lang-en}}|lang-code=lang-en|1=命題態度|2=propositional attitude|d=|nocat=}}表述或其它晦暗語境（opaque context，將某一詞語替換為同指的詞語後可能導致真值改變）中的句子而言，它們的所指是它們的通常意義[24]。
伯特蘭·羅素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出於與他在認識論中的親知理論相關的原因，認為唯一直接指稱的表達是「邏輯專名（logically proper names）」。邏輯專名是諸如我、現在、此處和其它索引詞的術語[25][26]。他將上述類型的專名視為「限定摹狀詞的縮寫」（參見摹狀詞理論）。因此約瑟夫·R·拜登可能是「現任美國總統和吉爾·拜登的丈夫」的縮寫。限定摹狀詞是指稱短語（見「論指稱」）。羅素將限定摹狀詞分析為存在量化（即至少存在一個滿足描述的對象）的邏輯結構。然而，這些對象本身並不能被認為是有意義的，而只有在它們所屬的句子所表達的命題中才有意義。因此，對於羅素而言，它們並不像邏輯專名那樣是直接指稱的[27][28]。
根據弗雷格的說法，任何指稱語都具有涵義和所指。這種「間接指稱」的觀點較密爾的觀點具有一定的理論優勢。例如，共指的名稱，如魯迅和周樹人，會給直接指稱的觀點帶來問題：因為有人可能聽到「魯迅是周樹人」並感到驚訝，所以這兩個共指名稱的認知內容似乎並不相同。
儘管弗雷格和羅素的觀點存在差異，但他們通常被作為關於專名的描述主義者一併提起。這種描述主義在索爾·克里普克的《命名與必然性》中受到批評。
克里普克提出了後來被稱為「模態論證」的理論：考慮亞里斯多德這個名字與「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邏輯學的創始人」和「亞歷山大的老師」的描述。亞里斯多德顯然滿足以上所有描述（以及我們通常與他聯繫在一起的許多其他描述），但「如果亞里斯多德存在，那麼他滿足以上任意一個或所有描述」並不一定是真的。亞里斯多德很可能沒有做過任何一件他為後人所知的事情。他可能已經存在但根本不為後人所知，或者他可能在嬰兒期就死了。假設瑪麗將亞里斯多德與「古代最後一位偉大的哲學家」的描述聯繫在一起，而（實際的）亞里斯多德在嬰兒期就去世了。那麼瑪麗的描述似乎指的是柏拉圖。但這是非常違反直覺的。因此，根據克里普克的說法，名稱是嚴格指示詞。也就是說，它們在該個體存在的每個可能世界中都指代同一個體。在同一著作中，克里普克亦闡明了其他幾個反對「弗雷格-羅素」描述主義的論點[20]（另請參見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稱理論）。
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在其各種著作中批評了研究指稱的整個哲學事業[29][30]。
語用學
重要人物
- 索爾·阿倫·克里普克
- 阿塔納斯·珂雪
- 約翰·威爾金斯
- 戈特洛布·弗雷格
- 希拉蕊·懷特哈爾·普特南
- 丹尼爾·丹尼特
- 崔斯基
- 諾姆·喬姆斯基
- 魯道夫·卡爾納普
- 邏輯學家理察·蒙塔古首創的蒙塔古語法
- 唐納德·戴維森
- 威拉德·馮·奧曼·蒯因
- 維特根斯坦
- 班傑明·李·沃爾夫
參見
外部連結
- 陳嘉映：〈語言哲學的一些常見概念〉（2007）
- 語言知識：Knowledge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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