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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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歷史

史前時期
越國 AD 1900–AD 306
楚國 BC 306–AD 223

秦、漢時期BC 223–AD 220

魏晉南北朝時期 AD 220–AD 589

隋唐五代時期 AD 589–AD 978

宋朝時期978–1278

元朝時期 1278–1368

明朝時期 1368–1646

清朝時期 1645–1911

民國時期 1912–1955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至今

今天浙江省的範圍定型於明朝初期,且700年改變甚小。此前的歷史有些歷史時期涉及太湖地區北部和東部,如宋朝浙西路的蘇州、松江、湖州府嘉興府地劃予南直隸;後因為浙江實在太小,1381年,湖州府、嘉興府地劃予,從此太湖流域分屬兩地,而浙江省範圍於此後700年間未有太大改變。而蘇州府常州府松江府等地區劃入南京範圍後,經歷江南省江蘇省與浙北一直分屬不同的政區。

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初期不含太湖地區的湖州府、嘉興府)在範圍上大體即為今天的浙江省範圍。

上古·史前時代

上古時代的浙江,是東亞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舊石器時代

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浙江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活動。

新石器時代

境內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00多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

  • 上山文化。是21世紀新發現的史前文化遺址,距今約1萬年左右。發現於浙江中部的浦江。其歷史要早於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其將改變人們對史前長江流域文明及稻作文明歷史的一般看法。[1]
  • 小黃山文化,發現於距今9000年左右,發現於嵊州,是對於上山文化和河姆渡、馬家浜文化起到承前啟後作用的考古文化。
  • 跨湖橋文化,距今8000年左右,發現於蕭山,最終發展為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和寧紹地區的河姆渡文化。
  • 河姆渡文化。約公元前5000-公元前2900年存在。[2]。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史前稻穀,一直被認為是古代稻作文明的代表。也有學者認為河姆渡文化的第四期(最後一期)屬於良渚文化的一個類型。
  • 距今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的主要的史前文化,催生了後來的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環太湖的蘇州無錫常州上海嘉興湖州杭州以及錢塘江以南的諸暨都有馬橋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遺存。
  • 良渚文化。距今約5000年的。良渚文化是國家起源的代表性發現。
  • 好川文化,分布於甌江流域,受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很大的影響。
  • 馬橋文化 在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受洪水和海侵滅亡以後,一種摻雜山東岳石文化和福建地區史前文化的青銅文化類型在太湖流域廣泛分布,這就是馬橋文化。此後更發展形成越國吳國,浙江進入有文字記載的國家時代。

越國及吳越融合

馬橋文化發展成越國[3]吳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認為越王勾踐世是大禹的後代。東漢時史學家編寫了《吳越春秋》和《越絕書》來描寫這段歷史,兩書的作者都認為吳越兩國地理相接,習俗相同,語音相通。《越絕書》所謂「吳越同俗」。

吳國在消滅了江北的邗國(今蘇北揚州)、淮夷等國後,與楚國爆發激烈衝突。吳王闔閭時,以越國不協助吳國攻打楚國為由而入侵越國,結果闔閭中箭身亡。繼任吳王夫差同越王勾踐進行了20餘年的戰爭,最後越王勾踐於前473年吞併吳國,並遷都東海琅琊(今江蘇連雲港境內)。

由於受到楚國持續打擊,勾踐的子孫越王朱句被迫把國都遷回到吳國滅亡時的首都——句吳(今蘇州闔閭城),此後四代越王都以吳為都,直到楚國克吳,越國滅亡為止。

越王無強時,越國發兵向北攻打齊國,向西攻打楚國,與中原各國爭勝。齊威王使說客成功說服越國不打齊國轉攻楚國,遭到楚威王的軍隊反擊,越國大敗,導致越國由盛轉衰。

魯班對楚國進行了技術援助,導致越國的慘敗。早期吳國同楚國打仗,多以吳國取勝。由於吳越同楚國的戰爭多在長江上以艦隊方式展開,居於下游的吳越艦隊能夠藉助水勢撤退,而楚國艦隊的撤退以及進攻都需要人力對船的控制,因此楚國艦隊常處於弱勢。魯班設計的新型船勾解決了這一問題,致使長江水戰對下游的越國艦隊不利。到公元前306年,楚國占領江東地區,越國遷往錢塘江以南固守。

同時,浙江南部的東甌國(都於今浙江溫州境內)是越國的一個[[封臣{]](見南宋羅泌《路史》引《越絕書》佚文),從封建法律關係來講,雖然東甌國實際上處於獨立狀態,但名義上仍是越國的一部份。

越時中原各國多推郡縣制越國境內是否實行不詳,楚國侵吞越國西北部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後,設立江東郡

楚、秦、漢時期

前306年,楚國攻占越都後,越國退守錢塘江。楚在浙西設立郡。秦國滅楚國以後,旋即進入兩浙,「降越君,置會稽郡」(史記·秦始皇本紀),兩浙成為秦會稽郡的一部分,郡治在吳、越兩國故都吳縣(今蘇州)。

秦二世元年(前209),天下反秦。流亡江南的原楚國淮北貴族項羽在蘇州襲殺秦會稽郡太守,率領8000江東子弟起兵。劉邦建立漢朝後,兩浙仍置會稽郡,並一度為封國吳國的範圍。浙江東南部的東甌國在吳王劉濞叛亂以後被閩越國滅亡,後來也屬會稽郡管轄。

這一時期兩浙屬於秦帝國和漢帝國的邊陲地區,尤其在秦始皇和漢武帝時期,太湖流域和寧紹地區與嶺南等地一樣,是罪犯流放之地。

東漢時期(25年-220年),會稽郡治所遷往山陰(今紹興),蘇州成為新設的吳郡治所。

秦國占領浙江後,將原越國本部設立會稽郡,行政中心位於今天的蘇州,此前相繼為吳國、越國的故都。浙江省當時主要屬會稽郡,西北一部屬丹楊郡,南部地區屬於東甌國,大片地區仍未為郡縣覆蓋。下面是位於浙江省內的郡縣。

六朝

東漢末年,浙江曾為軍閥王朗嚴白虎所據,後來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孫堅及其子孫策孫權逐步統一長江下游地區。此後直到589年國南下吞併陳朝時,浙江以及鄰近的太湖地區(即秦時的會稽郡轄區),為(東吳初以曹魏為正)、六朝領地。此時古會稽郡已經逐漸分為會稽郡吳郡吳興郡義興郡臨海郡東陽郡永嘉郡新安郡,合稱為「會稽八郡」。

東吳時期,孫權認為曹魏對江南的入侵是要使「江南人民為奴婢」,孫權以此刺激江南人民反抗曹魏的勇氣。當時浙江西部和皖南等山地仍為山越部落,與平地的兩浙人有所不同,為增加吳國人口和兵力,吳國對山越進行征撫,並且大搞屯田,以增強吳國的國力。

280年,浙江在吳降晉後轉歸晉國統治。318年,由於中原發生五胡亂華,晉皇室南遷至前吳國故都南京。與此同時,大量中原貴族和士大夫南遷,也就是所謂的衣冠南渡。此時的南下中原人口主要居住在南京周圍和太湖以西地區,會稽八郡並不是這次中原士族南遷的最主要居住地,不過東晉時的望族謝氏則主要居住於八郡,王氏(王羲之家族)也定居山陰。

東晉隆安年間,由於對上層士族的門閥統治不滿,會稽八郡發生以五斗米道教主孫恩為首的起義。

隋唐

公元589年,在陳為所並後,浙江再次進入中原王朝統治時期。隋朝修建了大運河,將太湖流域和洛陽連接起來。

武德九年軍進入浙江地。從貞觀元年開始,太湖流域由於物產豐厚,戰爭時期糧食大批被徵調到北方。唐高宗年間,兩浙已經有一定比重的北方氏族移入,經濟也向縱深發展。由於江南茶業的發展,唐時增設了多個山地產茶縣。安史之亂後,因為河北淪陷,關東失守,兩浙在全國賦稅來源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北方局勢的混亂也使更多北方文人遷入兩浙。[4]

吳越國

黃巢革命徹底摧毀了唐朝腐朽的統治。軍閥董昌在鎮壓黃巢的過程中加劇了吳越地的割據,他的部將臨安人錢鏐在杭州建立了吳越國,在中原經歷五代十國紛爭的百年動盪中,吳越國保持了東南的穩定和繁榮。為兩浙成為日後中國繁庶之地奠定了基礎。吳越國時期人口達到55萬戶。錢氏「善事中國(五代政權)」「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也成為浙江的重要政治文化。公元960年,越匡胤建立了宋王朝,取代了後周。978年,宋以武力消滅了南方八個國家,吳越國第五任 國王 錢弘俶根據先祖「善事中國」、「如遇真主宜速歸附」的遺訓,主動上書「納土歸宋」。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將所13州, 86縣55萬戶及11.5萬兵卒全歸北宗王朝,成為十國中惟一不通過戰爭手段而和平統一的地區。[5]

兩宋

宋代錢塘江下游地圖

978年,宋國大軍壓境,吳越國君臣在經過商議後為保全兩浙民生,北宋和平統一吳越國(960年-1127年)。北宋在原吳越國和南唐東部地設立兩浙路,下設14個州:蘇州常州潤州杭州湖州、秀州(嘉興)、越州(紹興)、明州(寧波)、台州(臨海)、婺州(金華)、衢州、睦州(建德梅城)、溫州和處州(麗水)。兩浙路基本繼承了唐代的兩浙道
當北宋滅亡以後,宋室在杭州建立南宋(1127年-1279年)今天浙江的省會杭州,當時稱做「臨安」,就成為南宋的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臨時首都)。

由於兩浙多年未受戰火侵襲,這段時期 兩浙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與日俱增,並憑藉糧食、茶葉絲綢等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賦稅重地。[6]

978年,吳越國將土地獻給北宋(960年-1127年)

明朝

在浙江省發現的明朝瓷器,收藏在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

朱元璋明朝軍隊在1368年擊敗今浙江境內方國珍的武裝,占領浙江全部,設立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朱元璋後 將首都應天府(今天的南京)和龍興地中都鳳陽組成一個新的行政區劃——南京(南直隸),將原宋朝浙西路的蘇州、松江、湖州府、嘉興府地劃予南直隸;後因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實在太小,1381年,湖州府、嘉興府地劃予,從此太湖流域分屬兩地,而浙江省範圍於此後700年間未有太大改變。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設立11個府、l州、75縣。

明朝時浙江是全國賦稅重地之一。此時嘉興、湖州發展為生絲的主要產地。對外貿易也極其活躍。但是朱元璋對兩浙人支持張士誠方國珍對抗明朝向來不滿,遂對包括浙江在內的沿海實施封閉鎖國的海禁政策,使商業文明和重商傾向較明顯的浙江備受壓制。海禁嚴時更有「片板不許下海」的規定,並實行「遷海令」,沿海居民一概內遷,嚴重威脅沿海居民生計。洪武十九年(1386年)舟山46島居民30000餘人被強遣入內地,次年全國唯一的海島縣昌國縣(今舟山市的前身)廢除。故有明一代沿海漁商民及倭人衝擊海禁的事件頻頻發生,到嘉靖朝時終釀成所謂的大倭患。

明朝在1368年趕走蒙古人,設立了浙江布政司,從此浙江的邊界線至今變化很小。明朝的浙江布政司下轄11個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寧波府、紹興府、台州府、金華府、衢州府、嚴州府、溫州府、處州府(麗水),至今仍大體保持穩定。

清朝

清兵入浙後,於康熙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為浙江省。由於浙江曾積極抵抗清兵,滿清對對江南文人採取高壓政策,野蠻的文字獄明史案即發生於浙江。在浙江一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呂留良開棺戮屍、捕殺曾靜等事件。

清朝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7月5日,英軍炮轟定海城,鴉片戰爭正式爆發。翌日城陷,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率軍抵抗後陣亡。根據戰後簽訂的中英江寧條約寧波成為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1861年,太平軍江西進入浙江省,除最南的溫州地區外全省各地都受嚴重影響。由於江浙地區是官員和紳士的主要來源地,這一地區對於儒教的信仰致使民團不斷與太平軍作戰,造成浙江全省除最南的溫州地區外,人口損失慘重,尤其是浙江西部的湖州、杭州兩府各縣,人口損失多在2/3以上,尤其武康、孝豐、安吉3縣,人口損失在96%以上。太平天國戰爭導致大批江浙人士進入上海的外國租借避難,對上海的開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平定太平天國的同時,湘軍的勢力開始在浙江迅速擴張,1861年後的多任浙江巡撫由湘軍把持,直到葛畢氏案發生後,湘軍的力量才大為削弱。

中華民國時期

浙人治浙(1911年—1917年)

辛亥革命以前,浙江是革命黨活動活躍的地區,浙人章太炎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人成立光復會,影響波及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1911年11月,杭州新軍起義,時任浙江諮議局議長湯壽潛被推舉為首任浙江都督,周承菼為浙軍總司令,宣告浙江獨立。[7]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立,浙江省省會仍定於杭縣(原稱錢塘)。1月都督湯壽潛改任中華民國首任交通總長後,浙江各界又公推蔣尊簋為浙江都督。但在袁世凱的壓力下,蔣尊簋被迫辭去都督,袁遂任命朱瑞為浙江都督。

1916年4月12日浙江省宣布獨立,布告安民。5月,公推呂公望為浙江都督兼省長,倡導「浙人治浙」,加入反袁護國運動。省議會議長沈定一召集被袁世凱解散的省議會復會,恢復《臨時約法》,行使省議會的權力。但由於局勢動盪,呂公望無力掌控浙江政局。1917年1月,北洋政府任命楊善德帶兵來杭任浙江督軍,齊耀珊任浙江省長,浙江各界雖力拒,但終未挽回局面。

歷任浙江都督: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1917年—1927年)

楊善德就任浙江督軍後,浙江省被正式納入北洋軍閥勢力範圍。楊去世後,盧永祥接任浙江督軍。楊盧2人均屬皖系軍閥。因當時的江蘇省直系軍閥統治,所以浙江督軍節制同屬皖系的上海地區。

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屬直系軍閥的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江西和福建進攻皖系的盧永祥。10月戰爭結束後直系獲勝,驅逐盧永祥。浙江進入直系軍閥統治時期,督軍為孫傳芳,直至北伐戰爭結束。

歷任浙江督軍:
歷任浙江省長:

清末民初時期,浙江因為資本主義萌芽和開埠較早,較早的接觸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影響並且投入到推翻清朝的統治的鬥爭中,孫中山後期的革命經費大部都是浙江湖州的絲綢商人籌集和捐贈的,蔣介石就是依靠江浙財閥的勢力上台的,湖州人當時就占國民黨中常委的1/3,控制了當時的政權。浙江人還較早參與了當時上海的開發,寧波人大量移民上海,湖州人控制了當時上海大部分碼頭和租借大半房產,並建造了百樂門和平飯店等知名建築。

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1937年)

1927年2月底,北伐軍占領浙江全境,7月27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成立,浙江開始了在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十年建設,其間多項重要基礎設施竣工。1927年,杭縣分拆出杭州市,仍為浙江省省會。1929年,張靜江在杭州成功舉辦了第一次西湖博覽會

國民政府時期歷任浙江省主席:
  • 張靜江(1927年7月27日推舉為省主席)
  • 何應欽(1927年10月5日任命,1928年11月7日免除),1928年5月14日後省主席之職由蔣伯成代理
  • 張靜江(1928年11月7日任命,1930年12月4日免除),二度就任。
  • 張難先(1930年12月4日任命,1931年12月15日免除)
  • 魯滌平(1931年12月15日任命,1934年12月12日免除)
  • 黃紹竑(1934年12月12日任命,1936年7月25日免除)
  • 白崇禧(1936年7月25日任命,1936年9月6日免除),實際為其本人拒絕,由徐青甫代白崇禧省主席職
  • 黃紹竑(1936年9月6日任命,1936年12月2日免除),二度就任
  • 朱家驊(1936年12月2日任命,1937年11月26日免除)
  • 黃紹竑(1937年11月26日任命,1946年3月26日免除),三度就任
  • 沈鴻烈(1946年3月26日任命,1948年6月22日免除)
  • 陳儀 (1948年6月22日任命,1949年2月21日免除)
  • 周喦 (1949年2月21日任命,1949年5月逃離大陸)
  • 胡宗南(1952年10月19日任命,1953年7月23日撤往臺灣)

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945年)

浙江是抗日戰爭的主戰場之一,一直屬於第三戰區

戰爭爆發後,浙江北部的嘉興吳興長興等地是前期淞滬會戰的主要戰場之一。1937年8月14日14架日軍戰機從台北起飛,跨海進入浙江,企圖突襲杭州筧橋機場,爆發八一四空戰。中國空軍在裝備性能、數量和技術都相對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在杭州筧橋上空與日軍飛機展開了激烈的較量,擊落日機數架,取得空戰大捷。8月下旬,浙江境內成立杭州灣北岸守備區和浙東守備區。

11月14日,嘉善失守。18日,嘉興失守。21日,吳興失守。25日,長興失守。年底杭州亦失守,日軍大舉進攻浙江。日軍對浙江的侵略主要沿鐵路線展開。為阻緩日軍行動,國府對浙江實行焦土政策,包括毀棄鐵路和公路,撤出城市居民和物資等。期間朱家驊擔任浙江省主席,趕在日軍進入杭州前撤出市民、機關、學校、工廠,炸毀錢塘江大橋,形成敵我隔錢塘江對峙的浙江正面戰場。

1939年3月21日拂曉,日本侵略軍為進犯江南,掃蕩浙東,策應正在進攻南昌的日軍,土橋一次師團一部在富陽周家浦偷渡。抗敵自衛團在當地群眾的支援奮戰三天兩夜,取得東洲保衛戰的勝利。1940年1月,日軍土橋師團乘雪天渡過錢塘江,占領蕭山

1940年7月16日,日軍調集炮艦及登陸艦30餘艘、航空母艦1艘、飛機30餘架和3000餘兵力,從海上進攻鎮海,威脅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對外港口和抗日前哨寧波。時第194師師長兼寧波防守司令陳德法指揮其所屬部隊和增援部隊,在戚家山爭奪戰中大敗入侵之敵,斃傷日軍1000餘名,擊落日機一架,日酋萍鄉月蜀切腹自殺,取得抗戰中的第一次反登陸海防戰大捷,是為鎮海大捷

1942年5月,省政府南避雲和

期間,浙江是日本進行細菌戰的主要受害地區之一。目前,在義烏衢州分別建有細菌戰紀念展覽館,反映侵華日軍細菌戰的犯罪史實。

1945年9月4日第3戰區參謀長張世希與駐杭州的日軍第133師團參謀長樋澤一治富陽宋殿村(今屬富陽區受降鎮)舉行洽降會談。

汪偽政權的浙江省主席(省長)

浙江淪陷後,日軍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任命浙江省省長,到1940年編入汪偽政權。汪偽的浙江省政府最高行政長官,先沿用省主席之稱,後於1943年1月改稱省長。歷任省主席(省長)有:

浙江在國共內戰期間(1949年-1950年)

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據點盡失。1949年5月,溫州、杭州、寧波等浙江大陸各城相繼易守。但中華民國 政府仍繼續有效統治浙江沿海諸島,國民政府的浙江省政府遷至舟山登步島戰役後國共方正面衝突減少。1950年5月,浙江省政府等駐舟山各機構及大量人員隨中華民國國軍舟山撤退台灣,省政府及浙南行署等皆因之撤銷。隨後解放軍進駐接管舟山群島

國民政府棄守舟山後,僅有在浙江東南的大陳列島台州列島)、一江山披山頭門山漁山南麂等島而由國民政府控制。,而撤退到島上的政府包括溫嶺臨海黃岩平陽三門樂清玉環七縣。

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遂派胡宗南,在1951年9月赴大陳島成立「總部」,並以江浙總部為基礎,相應重設「浙江省政府」,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8]

1952年,浙江省政府七縣合併為溫嶺、臨海、平陽、玉環四縣,改三門縣為「漁山管理局」,並設立「竹嶼管理局」,該兩管理局原是與大陸直接貿易特區,但一年後隨即裁撤。

1953年,蔣中正決定改採守勢作戰,浙江省政府遷至台灣,當地再設立「大陳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治理,行政督察專員則由原政務處長沈之岳擔任。

1955年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陷一江山島[9],國民政府見大勢已去,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將大陳島上的軍隊和居民全部撤退至台灣,隨後更撤離南麂,而浙江省大陳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及在台灣的浙江省政府亦隨之撤銷。浙江省至此全境易手。[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建國初期,因為抗日戰爭通貨膨脹的打擊,浙江的社會經濟瀕於崩潰,底層民眾窮困潦倒。中國共產黨在接收國民黨資產後,進行了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逐步壟斷金融業;又將農村作為工作中心,積極清剿土匪,恢復秩序,頒布農業生產優惠政策,推動土地改革運動;但由於處於國防前線,浙江省在1953年到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沒有引進任何重點工業項目[11][12][13][14]。1958「大躍進」起,浙江經濟受到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影響,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省內債務負擔增大,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15]:2-5

改革開發初期,浙江制定了「揚長避短」的經濟戰略,大力發展紡織業,推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浙江農村率先開始工業化。80年代開始,各類商品市場開始活躍,民營經濟開始趕超國營經濟並占據經濟半壁江山,湧現出一批經濟強勁的鄉鎮及村,義烏小商品市場[16]海寧服裝皮革城以及紹興全球紡織市場中心等一批大型市場逐漸建立,浙南還出現了以家庭工業為特點的「溫州模式[15][17]。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開始改制,私有制企業取代集體企業成為浙江省新的發展熱點。在寬鬆的政策背景下,浙江逐漸成為中國大陸民營經濟GDP占比最高的省份之一,形成了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導的「浙江模式」[18][19]

當前浙江是中國大陸民營經濟最發達、縣域經濟最好、城鄉差距最小的省份,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次於北京、上海兩大直轄市,位居中國大陸省級行政區第三,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則是33年保持省區第一[20][21][22]。浙江亦是建國以來許多歷史事件的見證地:1954年,毛澤東在浙江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1956年,溫州永嘉縣率先試行「包產到戶」。1972年,尼克森訪華,在杭州西湖畔的劉莊(今西湖國賓館)草簽了中美上海公告。1979年,溫州市頒發了中國第一本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23]。1985年,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在嘉興海鹽縣動工建設。[12]2008年,寧波舟山港成為世界貨物吞吐量第一大港[24]。2014年,世界互聯網大會永久落戶嘉興烏鎮。2016年,G20峰會在浙江杭州召開。2022年,杭州亞運會即將召開。

2020年7月10日,7孔洩洪新安江水電站

2020年中國南方水災期間,浙江多地大暴雨,截至7月9日14時的初步統計,浙江受災人口18.4萬人,緊急轉移安置人口5.2萬人,農作物受災面積1.1萬公頃,倒損房屋1000餘間,直接經濟損失7.1億元。自5月29日入梅以來,杭州市淳安縣遭受史上最強梅雨。7月8日,千島湖(新安江水電站)水位達到史上最高[25],108.43米。8日9時起,新安江水電站開始洩洪。這是水電站建成以來,首次正式9孔全開洩洪。9日6時許,洩洪洪峰順新安江富春江抵達錢塘江杭州濱江段。潮水和洪水疊加之下,錢塘江杭州閘口水文站最高水位達7.43米。富春江、新安江、蘭江匯流的——建德市梅城鎮的12個村落因此次洩洪受災[26]

參見

參考資料/注釋

  1. 老北方网转载金华信息网,上山文化:比河姆渡要早 中华史前文明新源头. [2008-11-04]. 
  2. 浙江文化信息网·河姆渡文化,一期绝对年代距今约7000-6700年. [2008-11-04]. 
  3. 毛穎、張敏,《長江下游的徐舒與吳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4. 孟昭庚,張學鋒:《論江南在唐帝國時期的地位演變》,載於《江南社會經濟研究·六朝隋唐卷》,本處轉載自國學網,2006年7月8日
  5. 存档副本. [2009-11-03].  無錫錢氏和錢王祠]
  6. 近代上海成長中的「江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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