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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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金陵大學校門上的標語

五二〇運動,狹義上指1947年5月20日這一天在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爆發的學生運動;廣義上指1947年5月前後出現的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口號的一系列群眾運動。[1]該運動是中國學生運動史重要一頁。中共上海局南京市委發動「五二〇」學生運動,揭開了解放戰爭時期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城市鬥爭的大幕。

歷史

1946年11月,國共談判最後破裂,中共代表團從南京撤回延安。中共中央分管城市工作、國統區工作的周恩來離開南京前對留守人員說,國統區黑暗嚴重的時刻又到來了,必須準備堅持艱苦的鬥爭。中共中央城工部向國統區黨組織發出指示,要長期隱蔽,要做十年八年的準備,不要搞大運動。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案引發的「抗暴運動」擴展到上海時,上海地下學委系統甚至對學生自發響應北平的抗暴行動加以勸阻。後經負責青年工作的朱語今向上海工委負責人華崗提出了應積極響應的意見並轉告上海地下學委,上海學生抗暴運動才發動起來。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向國統區各大城市黨組織指出:北平學生因美軍強姦女生事件,已造成有力的愛國運動,上海、天津亦將響應,望各地響應北平學運,發動遊行示威。1947年1月26日,在抗暴鬥爭結束時,劉曉上報中共中央《學運初步總結》、《學運補充報告》,充分反映上海、南京黨組織領導人領導白區鬥爭經驗的成熟。

1947年4月,劉曉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抗暴運動以後第二個高潮又將很快到來,5月份可能是這一新高潮的開始,這一高潮要比抗暴有更大社會基礎,更廣泛,也會更堅強,配合全國軍事形勢的轉變,有一直發展成為高潮的可能……我們在思想上組織上策略上都是為着準備組織與領導這一新的高潮,把蔣管區民主運動向前推進一步。」5月初,南京地下黨負責人陳修良回上海的秘密聯絡點。劉曉首先轉達中央指示:「在鬥爭中要聯繫到、有時要轉移到經濟鬥爭上去,才能動員更廣大群眾參加,而且易於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經濟鬥爭的廣大基礎,也易於聯繫反特務反內戰的鬥爭上去。」中央強調「蔣管區民主愛國運動應多從人民為生存而鬥爭的口號着想,以利群眾鬥爭的發動、深入和繼續,一切帶全國性的政治鬥爭,應從參加這一鬥爭的群眾本身的生存問題着想,有計劃地轉到帶地方性的經濟鬥爭中去」。據此,劉曉提出:在京、滬一帶先發起一次反飢餓、反內戰的活動,由首都先發動,影響大。同時,原錢瑛領導的西南和北平的黨組織也將在平、津、雲、貴等地發動學生予以配合。陳修良表示:「南京學生工作力量較強,可以先發動起來,關鍵是其他城市要及時響應,黨把這一鬥爭統一領導起來,擴大規模,就可以形成一個很大的群眾運動。」劉曉表示同意。

陳修良回南京後召集地下市委會議,與市委委員談話,研究貫徹中央的指示。南京學委書記王明遠召集學委盛天任、衛永清、沙軼因傳達上海局的指示,大家一致贊同立刻行動起來,決定首先從中央大學發難,因為那裏有比較強的黨員力量和群眾基礎,尤其是抗戰勝利後從重慶回來的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簡稱「新青社」),這是中共外圍組織,擁有許多有組織運動能力的骨幹,其中許多人後來都入了黨,成為重要力量。當時南京市學運的地下領導機構是中共南京市委學委:

  • 市委委員、學委書記王明遠
  • 學委委員、大專分委書記、中央大學工委書記衛永清
  • 學委委員、男中分委書記盛天任
  • 學委委員、女中分委書記沙軼因

影響

中共不失時機,準確地抓住抗戰勝利後的民心、國情,在國民政府統治中心,提出了非常符合民意的口號,首先在青年學生中燃起了反抗的火種,並迅速取得廣泛的社會同情,形成以後被毛澤東稱為是在蔣管區開闢的「第二條戰線」,從而使「蔣介石政府處在人民包圍之中」的局面。

通過「五二〇」運動,中共在南京的處境和活動方式發生了重大轉折。

「五二〇」運動的成功,為中共中央在全國的城市鬥爭提供了新的經驗,周恩來總結稱:「目前鬥爭是連續不斷的,一直發展到高潮。只有鬥爭形式的改變,而無鬥爭的停頓。為着既能發展而又能聚集力量,我們的鬥爭方式是:此起彼伏,不同形態,車輪戰式(即學生運動暫時休息,職工鬥爭又起;職工休息,學生又起),並充分利用矛盾來發展,使每個鬥爭中,有主流,有細流;既分開,又配合;以經濟為主,但又聯繫政治,使之不斷提高。利用每次群眾運動,來爭取與分化敵之統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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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