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〇运动，狭义上指1947年5月20日这一天在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爆发的学生运动；广义上指1947年5月前后出现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一系列群众运动。[1]该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重要一页。中共上海局与南京市委发动“五二〇”学生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城市斗争的大幕。
历史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最后破裂，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中共中央分管城市工作、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离开南京前对留守人员说，国统区黑暗严重的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准备坚持艰苦的斗争。中共中央城工部向国统区党组织发出指示，要长期隐蔽，要做十年八年的准备，不要搞大运动。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案引发的“抗暴运动”扩展到上海时，上海地下学委系统甚至对学生自发响应北平的抗暴行动加以劝阻。后经负责青年工作的朱语今向上海工委负责人华岗提出了应积极响应的意见并转告上海地下学委，上海学生抗暴运动才发动起来。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向国统区各大城市党组织指出：北平学生因美军强奸女生事件，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亦将响应，望各地响应北平学运，发动游行示威。1947年1月26日，在抗暴斗争结束时，刘晓上报中共中央《学运初步总结》、《学运补充报告》，充分反映上海、南京党组织领导人领导白区斗争经验的成熟。
1947年4月，刘晓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抗暴运动以后第二个高潮又将很快到来，5月份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这一高潮要比抗暴有更大社会基础，更广泛，也会更坚强，配合全国军事形势的转变，有一直发展成为高潮的可能……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是为着准备组织与领导这一新的高潮，把蒋管区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5月初，南京地下党负责人陈修良回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刘晓首先转达中央指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中央强调“蒋管区民主爱国运动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着想，有计划地转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据此，刘晓提出：在京、沪一带先发起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活动，由首都先发动，影响大。同时，原钱瑛领导的西南和北平的党组织也将在平、津、云、贵等地发动学生予以配合。陈修良表示：“南京学生工作力量较强，可以先发动起来，关键是其他城市要及时响应，党把这一斗争统一领导起来，扩大规模，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群众运动。”刘晓表示同意。
陈修良回南京后召集地下市委会议，与市委委员谈话，研究贯彻中央的指示。南京学委书记王明远召集学委盛天任、卫永清、沙轶因传达上海局的指示，大家一致赞同立刻行动起来，决定首先从中央大学发难，因为那里有比较强的党员力量和群众基础，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这是中共外围组织，拥有许多有组织运动能力的骨干，其中许多人后来都入了党，成为重要力量。当时南京市学运的地下领导机构是中共南京市委学委：
影响
中共不失时机，准确地抓住抗战胜利后的民心、国情，在国民政府统治中心，提出了非常符合民意的口号，首先在青年学生中燃起了反抗的火种，并迅速取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形成以后被毛泽东称为是在蒋管区开辟的“第二条战线”，从而使“蒋介石政府处在人民包围之中”的局面。
通过“五二〇”运动，中共在南京的处境和活动方式发生了重大转折。
“五二〇”运动的成功，为中共中央在全国的城市斗争提供了新的经验，周恩来总结称：“目前斗争是连续不断的，一直发展到高潮。只有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无斗争的停顿。为着既能发展而又能聚集力量，我们的斗争方式是：此起彼伏，不同形态，车轮战式（即学生运动暂时休息，职工斗争又起；职工休息，学生又起），并充分利用矛盾来发展，使每个斗争中，有主流，有细流；既分开，又配合；以经济为主，但又联系政治，使之不断提高。利用每次群众运动，来争取与分化敌之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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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 ↑ 洪银兴. 继承爱国传统构建和谐校园——为纪念“五二〇运动”60周年而作. [201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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