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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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英語:forms of government),是國家的政治、統治形態,即國家政治體系運作的形式。一般用來指涉一個國家政府的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家和地域,政治體制都不盡相同。

歷史

對於政體理論的比較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從古希臘時期各種樣式的城邦制度,一直到啟蒙運動後的的制度實踐,各種體制紛繁登場;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再到密爾,西方政治思想家們對國家政體進行了長期的總結和研究。

古典政體理論

西方對政體理論的系統闡釋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在希羅多德(約前484年-前425年) 的《歷史》中,就曾經提到波斯討論過獨裁寡頭民主三種政體的優劣。柏拉圖在早年所寫的《理想國》中提出了五種政體周期循環的理論:分別是精英政體勛閥政體斯巴達-克里特政體或譯作或權門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僭主政體。五種政體循環更替。在精英政體,有高貴靈魂的統治階級不擁有私人財產,但原本能擁有資產的被統治階級子孫,經由教育、學習、建立功積進入統治階層,導致政府素質下降,統治圈產生私有財產,從而退化為勛閥政體;勛閥政體對戰績、榮譽和金錢的迷戀,導致少數人聚斂大量財富,從而退化成寡頭政體;寡頭政體以財產決定地位,導致窮人對富人的憎恨,從而平民政體取代寡頭政體;由於平民政體過度崇尚自由,導致秩序喪失,道德淪喪,使得有了極權政治產生的土壤,從而僭主政體取代了平民政體;僭主政體完全憑僭主的意志行事,極權的專制走到盡頭又使貴族政體有了產生的可能。[1]柏拉圖在晚年時,在其《政治家篇》中重新提出了整體的分類觀點。首先根據統治者人數將政體分為由一人統治的君主政體,由少數人統治的貴族政體和多數人統治的平民政體;然後根據是否實行法治,與這三種政體一一對應,分別產生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暴民政體。柏拉圖認為,「一人專制的政府,如果只根據好的成文法律來統治,就是六種政體中最好的;可是,如果他不根據法律,那就是最無情的,對他的國民的壓迫也是最厲害的[2]:19。」在《法律篇》中,柏拉圖又提出了混合政體的理論。他將政體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君主制,一種是民主制。大多數國家都是這兩種政體的不同程度的結合[2]:22

師承於柏拉圖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政體是一切政治組織的依據。在他的著作《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按照統治者人數將政體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再根據施政目的,從這三種政體中產生出三種變態政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分類依據則是貧富和階級差別[3]。亞里士多德理想中的政體是道德上追求共和制為形式,以法治為手段[4]

隨着羅馬共和國的強大,以西塞羅為代表的思想家們將政體理論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西塞羅在《論共和國》中界定了國家的概念,將政體分為一人統治國家的君主制、少數選舉出來的人統治國家的貴族制,以及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民主制。他同時認為最好的政體就是這三種政體「均衡地混合而成」,並且認為羅馬共和國就是理想政體形式的體現。

歐洲中世紀政體理論

托馬斯·阿奎那重新解釋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思想,將政體按照統治者的施政目的和人數多少進行劃分。為治下的人民謀求幸福的統治是正義的,依統治者人數多少依次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平民政體;不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的統治是不義的,依統治者人數多少依次為:暴君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而平民通過人數上的優勢壓迫富人,則是暴民政體。而阿奎那認為最好的政體是君主政體,而最壞的政體則是暴君政體[5]

近代政體理論

啟蒙運動之後,政體理論上劃時代的建樹人物是法國思想家讓·布丹。他根據掌握國家主權的人數多寡,將政體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他認為法國的君主政體是最好的政體,把君主政體按照君主行使權力的方式分為王朝君主制(或者稱作正宗的君主制)、領主君主制暴君制。這種劃分的意義在於將世俗政治權威置於了神法和自然法的規範下,認為只有這樣,人民才能真正享有財產和自由,並且自願服從主權者的權威[4]

此後,托馬斯·霍布斯才完全擺脫了倫理道德宗教的約束,以社會契約為基礎,按照主權的歸屬將政體分為一人掌握主權的君主政體、議會式的貴族政體以及全體臣民大會掌權的民主政體。霍布斯放棄了對理想政體的探討,認為人性的自私不可能讓統治者放棄私利而只謀求公共利益,只有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統一的地方,公共利益才會被增進。他認為這隻有絕對君主制才能夠實現[6]

約翰·洛克認為政體應該取決於立法權的歸屬,因此他將政體分為由社會大多數人掌握立法權並通過委任官員執行法律的純粹的民主政體;立法權歸屬於少數選舉產生的人或他們的繼承人的寡頭政體;立法權歸於一人的君主政體(還可以分為世襲君主制選任君主制);立法權由多數人交給少數人或一人行使,然後收回立法權重新交給所選出的人稱之為混合政體[7]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按照統治權的歸屬將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又分為民主政體和貴族政體)、君主政體(孟德斯鳩所說的其實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和專制政體[8]:16。同時,孟德斯鳩認為每種政體都有自己的原則,共和政體需要品德;君主政體需要榮譽;專制政體需要恐怖[8]:19-29。政體的腐化來自於原則的腐化。政體的穩定取決於地域範圍的大小,小國適合於共和政體,中等國家適合於君主政體,大帝國則適合於專制君主政體[8]:126

與孟德斯鳩同時代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則按照政府成員人數多寡將政體分為:大多數人掌握政府的民主制;委託給少數人掌握的貴族制(又可分為自然的貴族制、選舉的貴族制,世襲的貴族制);以及委託在一個行政官手裡的君主制。盧梭認為世襲的貴族制是最壞的,而真正的民主制僅僅是一種理想,不可能也無必要實現,因此選舉的貴族制(實際上是貴族共和制)才是實際上最好的。因為選舉的貴族制可以選出精英來保證政治修明,少數人的討論更有效率,而且有利於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有效區分[9]

現代政體理論基礎

在理論上和技術上對於政治體制的研究是屬於政治學的一門子領域,被稱為比較政治學[10]

由於比較政治學是專門性的,學者們仍缺乏一種針對所有形式的政府的廣泛研究。學者間也爭論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個廣泛的政權分類系統。在政府比較上最傳統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是二分法(例如民主與專制,而這並不是一種類型學),大多數學者傾向於研究並比較兩種或三種不同的政權形式。或許唯一例外的是專家們對於選舉制度的比較,他們使用大量的資料和數學來計算何種形式的選舉制度能產生最穩定、持久、和最能代表民意的政權。

大多數比較都是針對特定製度的研究。一些人則研究政權的形式與其正當性之間的聯繫(例如民族主義經濟體系)。目前在比較政治學上的主要辯論之一是對於總統與國會之間互相抗衡的穩定性。另一個辯論則是民主是否會促進經濟發展。

其他的學者,例如制度架構的專家,則嘗試設計新的政權形式。例如艾倫·李帕特替民主政治設計了一種新的解決制度,稱為協商民主,這種形式的民主政府能夠分割為幾個社會(文化、種族、政權、意識形態等等),在單一的政權下表達每個社會的民意,以避免衝突或分裂。

簡言之,分類政府的形式是相當複雜的。每個政治共同體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且都在不同的權力架構和社會結構下運作。也因此,世界上的政府形式數量幾乎和存在的社會一樣多。

政體類型

劃分標準

自古以來,人們一直試圖對紛繁複雜的政體類型進行概括和分類,但是研究者在政體的視角和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因此一直無法達成一致的結論[4]

希羅多德亞里士多德都根據執政者的人數來劃分。到了近代,隨着國家政體日趨複雜,政治學家們在此基礎上,根據最高掌權者的產生方式,任職期限以及國家與政府的結合程度對政體進行更精細的分類。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政治學家約翰·威廉·柏傑斯的政體分類標準[11]

  1. 根據主權機關與政府機關有無區別分為直接政府直接民主制)和間接政府間接民主制
  2. 根據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分為世襲政府和選任政府
  3. 根據行政與立法部門的關係分為內閣制總統制
  4. 根據政府機關的職權集散分為單一制(又稱集權政府)和聯邦制(又稱分權政府)
  5. 根據國家聯盟的職權又可分為邦聯制

塞繆爾·亨廷頓則從發展政治學角度,先依照政治參與程度從低到高將政體分為傳統型、過渡型和現代型,再根據制度化和政治參與之間比率高低分為公民型和普力奪型(praetorian)[12]:74,177-178。二者結合則產生,公民政體中的建制型、輝格型和參與性;普力奪政體有寡頭型、激進型和群眾型[12]:73-75

參考文獻

引用

  1. 柏拉圖. 理想国第八卷.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5: 312–351. 
  2. 2.0 2.1 法學教材編輯部《西方法律思想史》編寫組. 西方法律思想史选编.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3. 
  3. 亞里士多德. 《政治學》.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年, 129-134
  4. 4.0 4.1 4.2 孫關宏. 政治学概论.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 117–163. ISBN 7309036611. 
  5. 托馬斯·阿奎那.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7: 46–47,51. 
  6. 霍布斯. 利维坦.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5: 147. ISBN 9787100017510. 
  7. 約翰·洛克. 政府论,下篇.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 80–81. 
  8. 8.0 8.1 8.2 孟德斯鳩. 论法的精神(上).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5. 
  9. 盧梭. 社会契约论.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 85–91. 
  10. Lichbach, Mark and Alan Zukerman, eds. 1997.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 John W. Burgess.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01-01: 113–128. ISBN 1560007117. 
  12. 12.0 12.1 塞繆爾·P·亨廷頓.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北京: 三聯書店. 1992. ISBN 97871080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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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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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nz, Juan, and Stepan, Alfred.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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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Beacon Press, ch.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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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Donnell, Guillermo, Schmitter, Philippe C., and Whitehead, Laurence,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1992.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Alvarez, Michael, Cheibub, Jose, and Limongi, Fernando.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 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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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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