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从理论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它尝试为国际关系的分析提供理论框架[1]。奥利·霍尔斯蒂把国际关系理论形容为一副太阳眼镜，让配戴者只看到跟理论有关的重要事件。现实主义者认为无需理会的事件在建构主义者来说可能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反之亦然。三套最盛行的理论分别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2]
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分为基本上聚焦于国家层面分析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理论”，以及将阶级、性别、后殖民时期安全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安全纳入分析当中的“后实证主义／反思主义”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较晚，然而其理论基础却源远流长，霍夫曼在谈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时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3]，然而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力足以令人类自我摧毁，杜意奇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4]
国际关系的理论历史
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的发表，到1979年肯尼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受到新自由主义（“新”是相对于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而言）的挑战。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问世，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挑战的宣言。此后，新自由主义在与现实主义的论战中确立了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启迪和激发了国际关系学中第三大主流理论——建构主义的诞生。1999年，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成熟。由此，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除了这三大主流理论外，还有后现代主义、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等等。
国际关系的理论分类
按理论的解释范围分类，可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大理论和中层理论。大理论旨在用概括的方法解释比较宏大、概括的国际现象，而不考虑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事例和现象。
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现实主义理论、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以及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关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都属于大理论。中理论着眼于国际关系中相对具体的现象，并试图用尽可能少的变量来解释这些现象，如哈罗德（Harold）和玛格丽特·斯伯洛特（Margaret Sprout）的地缘环境影响论、戴维·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的功能主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相互依存理论、布鲁斯·布伊诺·德·门斯奎塔（Bruce Buenode Mesquita）的预期效用和战争可能性理论、麦考尔·多伊勒（Michael Doyle）的民主与和平理论以及约翰·鲁杰（John Ruggie）的国际制度理论等。
其实，大理论和中理论并非截然可分：有些理论居于二者之间，有些理论则是完全以大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中层理论。按理论的功能分类，可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历史描述理论、科学预测理论和规范理论。
- 历史描述理论，即通过对过去和当前的事实概括，提炼出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是历史描述理论的杰作。科学预测理论主要是运用实证方法，用数学上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指示未来的可能性。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的核威慑理论、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博弈论就属于这种类型。
- 规范理论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行为准则和理想目标的理论，它用哲学演绎的方法，推理出能使国际关系得以改善的方法、国际关系进步的方向以及国家应该做的事，国际关系伦理学、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就属于这种类型。不过，很多理论混合使用了以上几种方法，既分析了现实、预测了发展趋势，又提出了理想目标。按研究主题分类，可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安全理论、合作理论、对外决策理论等。在安全理论中，有关于暴力冲突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威慑理论、军备控制理论、均势理论、霸权稳定论等；在合作理论中，有依附理论、相互依存理论、民主和平论等；在对外决策理论中，有博弈论、危机控制理论、危机决策理论等[5]。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为了反对自由主义而产生的，他们否定国家之间会互相合作。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如汉斯·摩根索主张国家都是自私的、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的理性参与者。任何国家间的合作都只是意外造成的。现实主义者以二战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典的作家如修昔底德、马基维利、和托马斯·霍布斯都时常被现代现实主义者视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者。不过，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可能支持现实主义的学说，但他们所处于的年代尚未出现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以把这些作家统称作“古典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个个学派中，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数最多，阵容最强。[6]
传统现实主义
在人文与社会学门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时，现实主义也因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丕变，促使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不纯熟的现实主义在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后，在国际关系的第一次论战后，脱颖而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奠定主要典范的地位。
韦伯
史密斯在《现实主义思想－从韦伯到季辛吉》一书中写到：“要了解当代现实主义学者，最好从韦伯开始。在国际关系学者中，韦伯被意外的忽视了，但在我在我们提及的学者中，韦伯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是最大的”[7]
关于他在国际政治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 对理想主义的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在韦伯的观点中理想主义最大的谬误就在于他们把政治看成是道德的政治。
- 关于什么是政治。韦伯指出：“国家是一块人类居住的领土。在这个限定的领土内，国家成功地、合法地、垄断地行使武力……国家被认为是有使用权力的唯一泉源。因此，‘政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利求分享权利和力求在国与国之间或在国家各团体内权力分配……当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的问题时，他总是意味着在分配、保存或转移权力中的利益。这一利益决定着问题的回答和问题的裁决。”[8]
- 在对国家和政治下定义之后，韦伯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这种竞争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总是离不开为其生存而斗争这样一条规律。韦伯认为“和平不过是冲突的性质的改变”[9]。
- 韦伯在他的政治理论中给与国家领导的作用以充分的重视，他认为领导人是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10]
- 在政治、权力和道德的关系上，韦伯认为政治从来政治和暴力和权力紧密相连，政治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手段及暴力。他说：“早期的基督教徒非常清楚世界是由恶魔统治著的，并且他们也知道从事政治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把权力和力量作为手段的人，是以权力来缔结协议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讲，下面的诊断并非事实，即所谓好的形为结果相反，任何看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婴儿。[11]”韦伯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之后对摩根索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道德和政治的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6]。
卡尔
曾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12]，卡尔的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他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思想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有力的批判。卡尔提出现实主义的两点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 卡尔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6]
- 对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提出了独特的见解[17]。
- 卡尔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特点是讲权力，重视权力[17]。
- 在道德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上，他重权力而轻道德[18]。
尼布尔
是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基督教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19]。其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 人的原罪说[20]；
- 关于人与集体：社会……尽是积累的个人的利己主义，并且是个人的利己主义变形为集体的利己主义，因此，群体的利己主义拥有加倍的力量。从这个道理上讲，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行动，因此，更成熟的目的和倾向是争夺权力。[21]；
- 冲突和权力是社会必然存在的产物[22]；
- 道德和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表示：“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权力的表现。”[23]
- 关于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他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当时美国思想藉的两个流派：一是宗教界的社会福音派，二是学术界的杜威实用主义。[24]
摩根索
是为公认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25]。霍夫曼写道：“如果我们的学科有奠基之父的话，他就是摩根索。”[26]摩根索的扛鼎之作《国际政治学》是他自1943年起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写成的，其最核心的内容是摩根索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27]：
- 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正如一般社会一样，政治受到根植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
- 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政治现实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标志性特征；
- 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核心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存在的，但他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
- 政治现实主义意识到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个人和国家都必须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来判断任何政治行动；
- 普遍的道德法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道德要求不可混为一谈；
- 强调权力政治范畴的独立性，坚持以权力界定利益，因此政治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的区别是真实，是深刻的。[28]
基辛格
美国著名的外交家、现实主义理论家[29]。一般认为季辛吉的现实主义思想有三个突出点：重视大国外交、国际因素优于国内因素、政治家对外交伦理困境负有个人责任。[30]
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主要是来自于肯尼斯·沃尔兹（亦译做华尔志）的著作—不过沃尔兹本人将其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在保持现实主义以经验为依据的观察上，国际关系是由互相对立的关系所组成的，新现实主义者指出这是国际系统的无政府架构造成的。他们拒绝解释国家内部的特征，主张国与国之间因为相对利益和平衡而不得不对抗权力集中。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试图采取科学和更为实证性的方式。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来自第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理想主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浮现，以解决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控制和限制战争的无能。早期的拥护者包括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英国下院议员诺曼·安吉尔）。安及尔主张国家互相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利益，而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注定是没有益处的。不过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直到被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嘲笑为空想主义（utopianism）后才被定型。
理想主义
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论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理论体系呈现出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不完善的理想主义的理论＞不完善的现实主义理论＞完善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理想主义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理想主义理论还处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初级研究阶段；二是因为有影响的理论家比较少。[31]。
威尔逊
通常在严重的战争危机中，浓厚的悲观气氛和乌托邦思潮就会同时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也是如此。卡尔曾说：“1914年后，人们的思想自然在摸索回来的路……寻找新的乌托邦”[32]威尔逊理想主义正是这种“摸索”和“寻找”的结果。他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反映在两部论著里：《论国家》和《伍德罗·威尔逊文集》。 其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论点如下：[33]
- 强调建立国际组织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强权政治和大国均势持批评态度。
- 认为健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确保和平。
-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该学派提出三个重要假设：
- 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战争的有利可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一旦唤醒良知，消除误解，世界便可得到拯救。
- 主权国家间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的，尤其在和平问题上更应如此。结束秘密外交，实现外交决策的民主进程，建立作为各国协商解决分歧的论坛和场所的国际组织，将有助消除战争的起因。
- 国家主权不应是无限的，依靠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均势体系不能确保和平，因此，必须以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取而代之。
齐默恩
欧洲早期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国际联盟的积极筹划者，从1930年到1944年齐默恩担任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34]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人的本性并没有甚么善恶之分，也并不是本性好战，人性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开化和教育不足，而要是人类接受道德和改造又是一件非不容易的事情。他在《中立与集体安全》一书中是这样写的，人类之所以会发生战争“不是因为人类是恶的，不能被教育好，没有国际社会的意识，而是因为他们－让我们诚实的讲，并且说‘我们’－是保守的并且是智慧有限的人类。”[35]
默里
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和政治思想家[36]，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影响的神学家有两人，即尼布尔与他，尽管尼布尔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但仍赞誉理想主义和自己主义的代表人物莫里，尼布尔杜莫里的评价是：“默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和美国的民主传统同时进行思考。”[37]
默里的民主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主义主要反应以下几个方面：[38]
- 声讨战争的罪恶；
- 使罪恶受到限制；
- 尽可能的发扬人道主义。
- 关于自然法的观点。在战争问题上，他反对三种极端的态度：
- 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认为战争是灾难和完全不道德；
- 敌人都是可恶的，必须要消除；
- 联合国应当宣布一切战争都是非法的。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美苏相对和解的八十年代取得了发展，试图更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同意新现实主义主张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参与者的理论，但仍认为非国家的参与者和国际组织也应该被认真看待。拥护者如约瑟夫·奈伊从博弈论出发，主张国家会不只考虑相对利益同时也考虑绝对利益，因此国际之间除了竞争之外，互利合作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在冷战里对国际组织的依赖增加也使得新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同时，新一代学者麦柯·多尔（Michael Doyle）则改良康德的学说，推广出新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开创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流。
社会构成主义
社会构成主义（亦称建构主义）试图将一些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实体论前提与实证主义的理论结合。它的拥护者宣称他们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理论的综合。社会构成主义专注于那些定义了国际系统的权力上，它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无政府状态便是由国家造成的，意味着国际架构并非只是限制在国家的行动上，事实上也包含了国家媒介的本体和利益所促成的行动。
不过，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两派都提出了批评：后实证主义者主张专注于研究国家会造成其忽略了种族/阶级/性别，使它成为另一个实证主义的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则认为社会构成主义抛弃了太多的实证的假设，因此不能被视为实证主义的一种。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反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冲突或合作的观点；相反的他们专注于经济和物质上的观点。他们假设经济是高于其他一切问题的；强调阶级是主要的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系统是结合了资本主义制度追求资本聚集的结果。也因此，殖民时期带来了殖民地的原料，也带来了控制的殖民地市场以供出口，而殖民地自治化带来的则是新的依赖殖民国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依赖理论主张，已开发国家为了追求权力，借由政治顾问、传教士、专家和跨国企业渗透开发中国家将其融入资本主义体制内，以此占用他们的自然资源，并使他们必须依赖已开发国家。
马克思的理论在美国较少受到注意，但它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较为常见。
国际社会理论
国际社会理论（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y）聚焦于国家之间共有的基准和价值观，以及它们管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这样的基准包括外交、秩序、和国际法。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并非采取实证的方式，同时由于此一学说兴起于英国和澳洲而不是美国，因此也被称为英国学派（The English School）。这些理论家专注于人道的国际介入（国际人道干预）上，并将其分割为两种群体，一种团结主义的群体拥护人道介入，而另一种多元论的群体则强调主权的观念和秩序。
批判理论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跨越多种社会科学，在本质上而言也不仅限国际关系。拥护者如罗伯特·寇克斯（Robert Cox）和安德鲁·林克莱特强调人类对于解放的需要，因为国家减少了在提供个人服务和安全上的角色。因此，这种“批判”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为中心的。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包含多种理论流派，不可能出现一个完整的列表。有人认为女性主义、依赖理论和构成主义都算是批判理论的分支。
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
后实证主义的国际理论试著结合各种形式的安全问题。他们主张国际关系是以研究外交事务和关系为主的，国家和非国家的参与者都应该包含在内。与一般研究高层的国家政治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也应该研究世界上较为平常的国际政治—包含了高层与低层的政治部分。因此，一些议题例如性别（通常以女性主义为名突显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关系，虽然最近一些女性主义也允许加以逆转）和种族（例如库德族或巴勒斯坦人等没有国家的参与者）都是与国际安全有关的—替代了传统上专注于外交和战争的国际关系研究。
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经常明确地提倡一种伦理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基准。这在传统的国际关系里通常被排除，因为实证主义的理论在实证的真相和判断的基准之间已经划清了界线—而后实证主义者则主张理论是由现实所构成的；换句话说，由于不受权力影响的知识并不存在，因此完全独立而真实的理论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后实证主义理论并不试著按照科学或社会学的方向进行。相反地，他们试著以研究有关问题的方式来讲述国际关系，以判断国际现状是如何提升某些权力关系的。
一些例子包括了
相关条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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