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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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895年-1945年
地位日本殖民地
官方语言日語
常用语言台湾闽南语客家語台湾南岛语文言文
政府殖民政府
日本天皇 
• 1895-1912
明治天皇
• 1912-1926
大正天皇
• 1926-1945
昭和天皇
臺灣總督 
• 1895-1896
樺山資紀 海軍大將(首任)
• 1944-1945
安藤利吉 陸軍大將(末任)
總務長官 
• 1895-1897
水野遵(首任)
• 1945
成田一郎(末任)
历史时期日本帝国
1895年4月17日
• 馬關條約生效
1895年5月8日
•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
1895年-1945年
1945年8月15日
• 台湾光复
1945年10月25日
面积
1905年36,000平方公里
1930年36,000平方公里
1940年36,023平方公里
人口
• 1905年
3,039,751
• 1930年
4,640,820
• 1940年
5,872,084
货币臺灣銀行券日圓
前身
继承
清朝
中华民国
台湾历史系列条目
史前時期
荷据
1624-1662
西据1626-1642 原住民政權及部落~1933
明鄭時期
1662-1683
清朝時期
1683-1895
日占時期
1895-1945
台湾光复
1945 迄今
其他臺灣系列

人口 - 族群 - 經濟 - 交通
地理 - 文化 - 教育 - 法律
政治 - 政府 - 軍事 - 外交

台灣日占時期,或称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注 1],是1895年至1945年间日本殖民统治中国领土台湾的時期。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始于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在统治初期,日本对台湾实施残酷的军事统治,遭遇了台湾人民的武装抗争。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日本殖民當局改取較為柔和的统治方式。中国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因應戰爭需要更進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將臺灣人同化於日本。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有许多台湾人赴大陆地区参与辛亥革命,及与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統治;也有部分台湾民众屈从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皇民化政策,改日本姓名,加入日军参与日本的对外侵略。[1]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10月,台湾的日本占领军向中国投降,台湾光复,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馬關條約

日本下關的「春帆樓」:甲午戰爭戰後和談處

1894年(光緒20年),清帝國与日本因為朝鮮主權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次年3月20日,戰況呈現敗象的清朝,派出李鴻章為和談代表,並以全權大臣身分赴日本廣島与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和,但談判沒有結果。最後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廷一方面被迫承认朝鮮独立;另一方面也將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

臺灣割讓予日本的記載為馬關條約第二條之內:第二、割讓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第三、割讓澎湖群島,即英国格林威治東經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間的各島嶼。另外,第五條亦有如下之文字:中日兩國政府於本約批准交換後,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員赴台灣省,實施該省之讓渡事務,但需於本約批准交換後二個月內,完成上述之讓渡。5月8日此條約生效,因為此條約,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該和談經過亦史稱台灣割讓乙未割台,日本接收臺灣時遭遇數月的抵抗,也被称为乙未战争[2]

历史沿革

自1895年6月17日日本殖民台湾开始,就遭遇了台湾人民頑強的抵抗,因此,为加大对台湾人民的镇压,日本当局选派“台湾总督”时,非常看重军事履历,通常以有中將以上军衔的武官來擔任,例如首任为海军大将桦山资纪,其后分别为曾任日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日军中将乃木希典等。面对台湾人民的抵抗,日本殖民当局死伤惨重,经济上毫无收益,国际形象也大受打击,例如1895年军费占到殖民当局财政支出的54%[3]。因此乃木希典提出了「將台灣以一億日圓賣給法国」的言論。[4]

日本国会,乃木希典的主张遭到兒玉源太郎的强烈反对,兒玉源太郎嘲讽乃木希典之所以无法统治台湾是因为他无能,并主动请求担任第四任「台湾總督」,在台灣实行了新的殖民政策[4]。儿玉源太郎自1898年担任「台湾總督」,任期长达八年,他上任后,一面加大了对台湾人民起义的镇压力度,杀害台湾人民数万人;一面挑拨台湾人民的矛盾,实施连坐制度,逼迫台湾人民互相举报「抗日分子」,亲人、邻居反目成仇。[5][6]

儿玉源太郎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老部下後藤新平在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他对台湾的统治方式被称为特別統治主義,後藤新平认为,殖民地人民无法被同化,因此主張效法英国殖民統治方式,將台灣视为与日本本土不同的殖民地,不適用日本法律,例如,日本本土不允许售卖鸦片,但後藤新平却在台湾实施专卖制度,将鸦片买卖权统归殖民当局,借此大肆敛财,鸦片专卖收入在「台湾总督府」1902年的财政收入中占比高达42%,台湾人民深受鸦片之害。[5]在這段時間內,台灣總督於「六三法三一法」的授權下,享有所謂「特別律令權」,集行政、立法、司法与軍事大權於一身。[7][8]

1919年,第八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上任后,在时任日本首相原敬的支持下,实施了与儿玉源太郎、後藤新平不同的统治方式,他们认为,彻底同化台湾是可能的,将台湾视为“虽与内地有稍许不同,但仍为内地之一部”,直接适用本国法律,这种思想被称为内地延长主义[9]

日本不满足于殖民台湾,又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大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为了获取资源用于战争,加大了对台湾人民的剥削压迫和对台湾资源的掠夺。为此,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灣人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燒毀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教。1940年,日本殖民当局公佈改姓名辦法,更进一步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运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当局开始强征台湾人民为日军做軍需品運輸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殖民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强征台湾人民直接上战场参战。[10]

此外,日本殖民当局实施「慰安婦」制度,大多數「慰安婦」受害者是在遭到脅迫或欺騙的情況下被徵召,实际上被日本军队当作性奴隶,受到肉體和心靈的双重創傷。[11][12]至今,這個事件仍被視為踐踏女性權利及尊嚴的行為,在21世纪仍有幸存的台湾「慰安婦」受害者對日本提出賠償的要求;直到2023年5月台湾最后一位台湾「慰安妇」受害者过世为止,仍未获得日本官方的道歉。[13]

行政區劃

日占初期,行政區劃變動非常頻繁,1895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设置台北县、台湾县、台南县及澎湖厅,当年又将台湾县、台南县改为台湾民政支部和台南民政支部,澎湖厅改名为澎湖岛厅;1896年,改为台北县、台湾县、台南县及澎湖岛厅;1897年,又改为台北县、新竹县、台中县、嘉义县、台南县、凤山县、宜兰厅、台东厅、澎湖厅共计6县3厅;1898年,又改为台北、基隆、深坑、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斗六、嘉义、盐水港、台南、蕃薯藔、凤山、阿猴、恒春、台东、花莲港共计20厅。[14][15]

直至1920年,改为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二廳(台東、花蓮),5州下辖47郡3市,2厅之下又分为8个支厅。1926年又增设澎湖廳以及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台南、嘉义、高雄、屏东9个州辖市。到1943年,殖民当局在台湾共设置了5州、3厅、51郡、11市、56街、213庄。[14][15]

1943年行政區 人口(万人,含下辖市) 州辖市(括注人口,万人)
台北州 130 台北市(40)、基隆市(11)、宜蘭市(4)
新竹州 88 新竹市(10)
台中州 144 台中市(10)、彰化市(7)
台南州 162 台南市(16)、嘉義市(11)
高雄州 100 高雄市(22)、屏東市(6)
台東廳 10
花蓮港廳 17 花蓮港市(4)
澎湖廳 7

抗日运动

武装抗日运动

在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中,武裝抗日运动主要發生在日本统治的前20年。根據一般学者的研究,武装抗日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阶段,第一期是台灣民主國抗拒日軍接收的乙未戰爭;第二期是緊接著台灣民主國之後的前期抗日游擊戰,幾乎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之後,台灣反日运动轉為維護中华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過期間仍發生轟動全世界的霧社事件等武装抗日运动。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總督府報告,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日本領有台灣前八年,共有32,000被日方殺害,超過当时總人口百分之一[16]

台湾抗日运动与中国大陆关系匪浅,福建是台湾人民抗日运动的主要资金和军事装备来源地,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如简大狮林少猫林李成等,常在形势紧张时逃往大陆,再伺机返回台湾;另有许多大陆人以「打工」的名义赴台支援。[3][17]

台湾民主国

臺灣民主国旗帜

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決定,在台灣住民中引起了軒然大波。1895年5月25日,台灣官民宣布於台北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巡撫唐景崧為总统。日軍在5月29日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6月3日攻陷基隆[注 2]。於是台灣民主國政府的領袖們,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都內渡逃亡至大陸。6月下旬,餘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总统,民主國雖和日軍發生不少規模不小的血戰。但到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大陸,日軍佔領台南,台灣民主國政权至此完全劃下了句點。[2][18]

前期抗日游擊戰

台灣民主國宣告崩潰以後,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1895年11月8日向日本東京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隨即在台灣展開統治。但是,1個多月以後,台灣北部原清朝鄉勇又於12月底開始一連串的抗日事件。而這一期的抗日可以說是第一期台灣民主國抗日运动的延伸。[19]

1896年,苗栗地区部分義軍撤往大湖,加入泰雅人原住民抗日行列。由「得磨波耐社」大頭目「北都巴博」率領,在馬那邦山區与日軍展開一場殊死戰。但日軍拥有山炮等重型武器。原住民4位頭目北都巴博、接卡久因、杜哈魯、莫拉邦、和義軍將領柯山塘及屬下全部陣亡,日軍陣亡七十多人。

中南部地区簡義柯鐵虎劉德杓為首的民勇。於1896年6月進攻駐守南投街斗六街的日軍,7月進攻鹿港辜顯榮率「別動隊」協助日軍。雖有部份「別動隊」成員倒戈,但民勇軍仍告失敗。事後,日軍在雲林地区展開清鄉報復行動,約六千至三萬人遇害,史稱雲林大屠殺[20][21]

1902年,苗栗地区風雲再起,因原住民不滿歧視与壓迫且詐騙了山墾權,襲擊「南庄支廳」。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紛紛響應,交戰1個多月,史稱「南庄事件」。之後,日本人又殘殺逃到馬那邦山避難的難民,引起原住民更大規模抗日,双方交戰好幾個月。

後期抗日活動

1915年西來庵事件被捕之人頭戴籠盔,由台南刑務所押解至法院送審

1902年,漢族抗日运动稍歇,直到1907年11月發生北埔事件,武裝抗日才進入第3期。[19]

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總共有13起零星武裝抗日事件。在这13起事件中,宣稱要將台灣复归中国版圖的有4件,要建立封建王朝,自己稱王稱帝的有6件,兩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標的則有2件。[22]

這些事件中,有11件發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後,並且有4件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而發動的。[22]1913年1月的苗栗事件领导人罗福星中国同盟会会员,在大陆接受了军事训练,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于1914年3月3日被日本殖民者处决。[23][24]

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台湾汉族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运动,規模浩大。领导人余清芳以「大明」为国号,建立大明慈悲国政权,并派人前往中国大陆召集同志支援,但最终仍被日本殖民当局消灭。[23]

原住民抗日运动

霧社事件時,日軍由馬赫坡高地之塹壕向馬赫坡大岩窟砲擊

後期抗日运动中,以發生於臺中州能高郡霧社(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之霧社事件最為著名。这起事件是由於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長期的壓制传统文化、歧視与勞動剝削,致原住民生活困苦、長年積怨。

1930年10月27日,以頭目莫那魯道為代表,共六個部落300多位族人發動抗日起义,殺死134名日本人,事件發生後,總督府主張對原住民拥有報復及討伐權。於此理念下,總督府遂展開近二個月的討伐,以賽德克人(当时被歸類於泰雅人)為主,參与反抗行動的三百名原住民兵勇非戰死即自盡,其家人或族人也多上吊或跳崖。史稱霧社事件及二次霧社事件,是台灣日占時期最直接且最激烈的武裝抗日行動。[25]

社会运动

由于日军的残酷镇压及台湾民众深刻地认识到民间武装与日军相比极为落后和弱小,且中国大陆处在军阀混战状态下,无力援助台湾,故而自1915年以後,台灣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力抗爭行動。台灣的知識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非武裝的抗日手段,组织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会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同志。[23]

台灣地方自治联盟成員合影

1918年以来,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纷纷成立民间组织,其中尤其以1920年的新民會影响最大,拉開了這一阶段各项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撤廢运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运动」的相繼發起。日本殖民当局深刻地认识到,这些运动并非如名义上所说的只是在日本法律范围内寻求自治,而有更深层次的谋求民族解放和回归祖国的文化内核,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以取缔,1923年12月26日,殖民当局在全岛进行大搜捕,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运动」的参与者一网打尽。[23]

1930年代中期後,在皇民化运动的指导下,政治鬥爭和社会运动都彻底遭到日占台湾当局禁絕。

参与大陆革命和抗战

1897年8月,兴中会成员陈少白在台北成立了台湾兴中会,组织台湾民众支援大陆革命。1900年,孙中山在发动惠州起义前来到台湾筹措军费及武器,并与台湾分会的同志交流,失败后经过台湾逃往国外。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1910年,孙中山派王兆培回到台湾发展革命组织。黄花岗起义参与者中有许赞元及罗福星(上文中提到的苗栗事件领导人)两名台湾人,另有林薇阁给予了一些资金支持。[24][26]

1912年1月,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会议,被选为参议员。[24]

全面抗战爆发前,台湾民众在大陆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北京、上海、南京、厦门和广东等大城市,主要活动内容是舆论上或政治上的,他们宣传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并支援台湾抗日运动。[1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台湾爱国人士前往中国大陆(或原本就在大陆活动的人士)参加抗战,例如,李友邦领导的台湾抗日义勇队,利用自身在日本统治下学习过日语的技能,在阵前开展对日军广播喊话。1940年3月,为了团结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志士,各个组织在重庆成立了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又改组为台湾革命同盟会[17][27]

文化

文學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由于两岸内在文化的同质性,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殖民时期的台湾文学发展,[28]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创立了《台湾青年》和《台湾民报》等期刊,开始创作白话文作品,将大量大陆白话文作品引入台湾,并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文学家、思想家交流学习。這些擺脫古詩的近代文學,為台灣白話文运动的肇始者。[29]

這一文化运动虽然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刻意壓制,但并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壮大。1936年,集結台灣進步作家的台灣文藝联盟台灣新文學相繼成立,这些团体表面上標榜為文藝团体,实际上则向民众宣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反对日本殖民的思想。[23][30][31]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聚焦于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揭露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悲苦境遇,鼓励台湾人民与日占当局斗争,具代表性的作家有:賴和(《一桿稱仔》)、楊逵(《送報伕》)等人。[32][33]

电影

在日占时期,台灣的电影被日占当局控制,并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电影的影響,日占当局在台湾出品的电影大多为普及日语、宣传「总督府」政策、推动「皇民化」及进行战争动员。[34][35]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缺乏通过电影艺术表达自身思想诉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渠道,少数台湾人自制的电影实际上也无法摆脱日本殖民者的控制,因而票房惨淡,不受台湾观众的喜爱。[34]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陆电影对台湾产生了很大影响,抚慰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思念,鼓舞了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许多台湾青年受大陆电影影响而前往大陆读书,也有台湾电影工作者摆脱日本殖民当局的控制,前往上海学习电影制作,有的留在大陆投身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有的将大陆电影带回台湾传播。[36][37]这一时期著名的台湾电影人例如第一位前往上海学习电影的台湾人张秀光,电影演员郑连捷(郑超人)、罗朋,电影剧本作家刘呐鸥等。[34]

大陆电影传入台湾后,受到了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票房不仅超过了欧美影片,也打败了日本影片。[34]甚至有些电影院将欧美或日本电影以「大支那剧片」或「大中国上海影片」的名义来欺骗观众,吸引票房。[37]

但由于大陆电影的输入受到殖民当局的阻挠,例如内容被审查、删减,且输入的均是3年甚至10年前出品的旧片,导致台湾人民对大陆的电影发展水平产生了一些误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殖民当局对大陆电影的限制进一步加剧,要求「外语」影片必须以日语配音等,七七事变后,大陆电影在台湾几乎被彻底禁止,少数输入的影片也多为日本傀儡政权下出品的宣扬日本帝国主义的电影。[34][37]

1945年,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后,接管了原被「台湾总督府」控制的日本电影产业。[38]

京剧

殖民地时期的台湾京剧深受大陆影响,例如著名旦角演员梅兰芳在台湾相当著名,并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京剧艺术,台湾京剧界将梅派视为旦角的正宗流派。[39]海派京剧在台湾日占时期也有较大影响力。[40]

布袋戲

布袋戏是福建和台湾当地的传统民间艺术,在清朝福建泉州漳州等地传入台湾,[41]内容大多基于历史故事或传说故事改编,宣传忠孝仁义等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发展出以武侠故事为母本的新式布袋戏。[42][43]

1936年,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几乎禁止了布袋戏,艺人们或是改业,或是辗转到大陆谋生。1941年,时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放宽了对布袋戏的限制,态度从禁止改为了利用,对布袋戏进行了日本化的改造,以去除其中的中华传统文化色彩,人偶的服饰改为和服,配乐从中国传统的锣鼓唢呐改为西洋乐。并将布袋戏改名为「人形劇[注 3],其剧本常为水户黄门月形半平太等日式故事,传统故事也被加入了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内容。[44][45]

臺灣光復

准备

1944年4月17日,国民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研究台湾省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现状,并据此提出收复台湾的方案,培训接管台湾的干部。该委员会翻译了日占台湾的文件共100多万字,与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台湾人士召开座谈会,了解日占台湾的实际情况,最终决定采用行政长官制,于1945年9月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46]

1944至1945年期间,该委员会分别开设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台湾警察干部高级训练班等,为收复台湾蓄积了丰富的人才储备。[46]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自此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台灣省行政長官,並於9月1日於重慶市宣布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同时命陳儀兼任台灣警備司令。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接受冈村宁次对中国投降,并任命陳儀为台湾及澎湖群岛的受降主官。[46]

10月7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副主任范诵尧通过广播对台湾民众宣布国民政府将收复台湾;10月10日,台湾各界民众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省第一次国庆庆祝大会;10月17日,国军第70军陈孔达部抵达基隆港,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47]

日軍在臺北公會堂投降会场

受降典禮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時在台北公會堂舉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灣總督」兼日军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簽署降书後,由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諫山春樹遞交陳儀,双方即完成受降儀式。自此,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土、国民、行政管辖皆重归于中国主权之下,这一天被命名为台灣光復節。主要參加人员有國民政府代表:陳儀葛敬恩柯遠芬黃朝琴游彌堅宋斐如李萬居,台灣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炘杜聪明罗万伡林茂生等30余人,盟军代表顾德里上校、柏克上校等19人。另外,還有日軍代表:安藤利吉諫山春樹[46][47]

注释

  1. 如果已通过其它方式明确叙述对象是台湾,则可以省略为日占時期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时期
  2. 澳底原有琉球人居住,故日軍選在此登陸,詳見琉球澳
  3. 日语「人形」意为人偶

参考文献

  1. 論鍾理和文化身分的含混与轉化 (PDF). [2016-09-02]. 
  2. 2.0 2.1 許佩賢. 攻台戰紀-日清戰史台灣篇. 臺灣: 遠流出版社. 1995-12-20. ISBN 9789573227021 (繁体中文). 
  3. 3.0 3.1 陈小冲.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1895——1904年). 台湾研究集刊. 1990, 04: 101–110. 
  4. 4.0 4.1 日本曾想把台湾卖给法国. 文摘报. 2011年10月06日: 7. 
  5. 5.0 5.1 许勇. 从“治理”台湾到“经营”满铁——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的祸华事实. 世纪桥. 2009, No.178 (11): 45–47. 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09.11.004. 
  6. Carl, G.H.; 吴玫. 日本入侵台湾的初期. 台湾研究集刊. 1984, (04): 85–93. 
  7. 叶青. 日据时期“六三法”撤废运动与台湾知识分子民族联合阵线形成. 东南学术. 2017, No.260 (04): 212–218. doi:10.13658/j.cnki.sar.2017.04.026. 
  8. 李理. “六三法”的存废与台湾殖民地问题. 抗日战争研究. 2006, (04): 45–61. 
  9. 程朝云. 台湾史话.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71–72. 
  10. 刘蕾. 《朝日新闻》台湾青年参战动员研究(1937年-1945年). 新闻传播. 2019, No.363 (18): 12–13+16. 
  11. 薛洋. 让历史真相不被遗忘——台湾首座慰安妇博物馆揭牌. 两岸关系. 2016, No.226 (04): 62–63. 
  12. 朱德兰. 台湾慰安妇.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09727195. 
  13. 尹艳辉. 岛内最后一位“慰安妇”受害者去世,媒体人感叹:没等到一句道歉. 环球网. 2023-05-22. 
  14. 14.0 14.1 褚静涛. 台湾省行政区划的研议及光复初期的实施. 中国地方志. 2022,. No.332(03): 92–103+127–128. 
  15. 15.0 15.1 于亚娟, 刘锡涛. 台湾历史时期行政区划沿革谈. 闽台文化交流. 2006, (04): 53–56. 
  16. 楊, 碧川. 後藤新平傳. 台北: 一橋出版社. 1996: 62. 
  17. 17.0 17.1 17.2 陈小冲. 试论台胞在大陆的抗日活动及其对台湾前途命运的思考——兼评所谓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台独”运动. 台湾研究集刊. 2011, 115 (03): 64–73. 
  18. 連橫. 臺灣通史. 臺灣: 眾文出版社. 1979-08-15. ISBN 9789575321864 (繁体中文). 
  19. 19.0 19.1 王育德. 《台灣:苦悶的历史》. 2002-07-18: 312頁 [1979]. ISBN 957-801-203-9 (中文). (繁體中文)
  20. 許介鱗. 日本武士道揭謎. 日本綜合情報. 2004, (第5期): 頁104–119. 
  21. 台灣記憶-簡義. Memory.ncl.edu.tw. [2014-08-15]. 
  22. 22.0 22.1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臺灣: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1946 [2022-05-05] (繁体中文). 
  23. 23.0 23.1 23.2 23.3 23.4 刘红林. 抗日归宗——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台湾研究. 2010, (No.103(03)): 60–64. doi:10.13818/j.cnki.twyj.2010.03.002. 
  24. 24.0 24.1 24.2 郭海南. 台湾同胞积极投身辛亥革命. 人民政协报 (009). 2021-10-14. doi:10.28660/n.cnki.nrmzx.2021.007954. 
  25. 高莹莹. 再论雾社事件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活动. 台湾历史研究. 2022, (No.3(02)): 32–42. 
  26. 钟纪东. 辛亥革命与台湾抗日起义. 台声. 2021, 531 (20): 102–103. 
  27. 魏庆. 台湾人民抗日斗争——中国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军事文摘. 2015, 347 (13): 56–58. 
  28. 陈宇颖. 五四运动是台湾新文学运动重要指针. 团结报. 2009-05-02. 
  29. 敬隐铭.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 鲁迅研究月刊. 1999, (06): 17–20. 
  30. 杨红英. 论台湾文艺联盟活动之文化政治意义.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No.149(02): 63–67. 
  31. 古继堂. 台湾文艺联盟——三十年代台湾作家的大本营. 新文学史料. 1982,. No.(01): 161–164+172. 
  32. 田建民.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184–185. ISBN 978-7-03-051338-0. 
  33. 田晓旭. 新文化运动在台湾. 中国青年研究. 1991, (05): 36–38. doi:10.19633/j.cnki.11-2579/d.1991.05.014. 
  34. 34.0 34.1 34.2 34.3 34.4 高钰涵. 日殖台湾时期两岸电影之间的关联. 东南传播. 2022,. No.212(04): 31–35.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2.04.025. 
  35. 林豪. 日据时期台湾电影的社会教育探析. 当代电影. 2019,. No.279(06): 54–58. 
  36. 吕诉上. 台湾电影戏剧史(上). 台北: 银华出版部. 1961. 
  37. 37.0 37.1 37.2 侯凯. 在银幕中看到“祖国”——大陆电影的在台传播(1924—1942). 当代电影. 2020,. No.291(06): 84–89. 
  38. 侯凯. 影业接收、影片重映与影人迁徙——战后大陆电影对台湾电影的影响(1945—1949). 当代电影. 2020,. No.287(02): 71–77. 
  39. 冯灼兰; 简贵灯. 别样梅香:京剧梅派艺术在日据台湾. 艺苑. 2019, 113 (05): 60–64. 
  40. 简贵灯. 日本侵占时期台湾京剧鉴赏的海派趣味.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湾世新大学.两岸文化深耕与融合——第五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文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7. 
  41. 杜晓杰. 台湾布袋戏起源及流派考. 民族艺林. 2014,. No.275(04): 18–23. doi:10.13767/j.cnki.cn64-1011/j.2014.04.002. 
  42. 李恒. 台湾布袋戏的溯源传承与现代发展. 戏剧文学. 2016,. No.396(05): 136–140. doi:10.14043/j.cnki.xjwx.2016.05.028. 
  43. 谢珍珍. 台湾传统布袋戏研究. 北方音乐. 2015, 35 (14): 17–18. 
  44. 杜晓杰. 政治权力介入与台湾布袋戏的内台化转型. 艺苑. 2020,. No.117(03): 91–95. 
  45. 陈秀免. 台湾布袋戏服饰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其启示.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2020, 33 (01): 71–74. 
  46. 46.0 46.1 46.2 46.3 陈在正.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台湾光复.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15. 
  47. 47.0 47.1 陈立文; 钟淑敏; 欧素瑛; 林正慧.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五卷:台湾光复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5148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