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起义，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10月6日兴中会与三合会在清朝广东省惠州归善县（今深圳市盐田区三洲田村一带）发动的一场反清起义，最终起义以失败告终。该次起义时由郑士良全权指挥，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谋响应，杨衢云、陈少白在香港策划接济[1]。
背景
自立军起义事败后，容星桥与容闳逃脱，他们与甫从南洋途经日本抵达上海的孙文会合后，于1900年9月1日一起由上海乘“神户丸”轮船潜赴日本。三人不只在旅途密商，到达长崎后又继续在旅店里闭门长谈。孙文与容闳同是广东香山人，但从来只是遥相心仪，要到了这次海上相遇才真正有了接触，容闳不禁勉励孙文要有“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大志”。[2]而此次自立军虽能收揽孙文的部分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却也因康有为据款不汇而造成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大势使得即使孙文要勉强招集残余的“三合会”会众来单独起事，他们此时薄弱的力量恐也无补大局。虽说如此，容闳因此大变而对未来有了定见，不但确信非革命无以救中国，也开始对孙文鼓励有加，要他再接再厉，因而加强了孙文继续南下台湾，加紧筹划华南起义的决心。孙文则更拟对容闳委以重任，打算一等起义告捷，就要请容闳与何启一起在新政府里主持外交大计。[3][4]
另同文书院监督佐佐木四方志、教师山田良政也同时期积极参与在谋划起义，引致书院不少日本学生也有跃跃欲试的态度。学生中原有的玄洋社社员安永、柴田、平冈等人在学校也有宣传起义的行动。不过在田锅安之助（同文会干事）抵达江宁府履职代理院长时，当地一带因为北方义和团运动影响而充斥紧张气氛，而校内学生鲜有上课而积极演说并沉湎饮酒，田十分恐慌便立即致电近卫笃麿和根津一寻求授权处罚教员和学生，在得到许可后田向全校宣布对于有意参加革命的学生会处以1个月禁闭。之后佐佐木四方志愤然选择辞职，而师生中各有一人离开学校前去参加起义[5]。
事件经过
1900年9月25日，孙中山偕日本人内田良平、山田良政、平山周、尾崎行昌等自日本神户启程赴台湾，于28日抵基隆。其后，山田良政转赴汕头，尾崎行昌等赴厦门，孙则与平山周留台北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会谈。后藤“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 孙即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聘请日本军人参加，原指令郑士良于10月8日举义。由于郑率领潮（州）、惠（州）、嘉（应）会党600余人集结于惠州三洲田引起清军注意，被迫于10月6日起义[1]。
1900年10月，孙令郑士良等在广东惠州三洲田起义；队伍曾发展至2万多人；后因弹尽援绝，起义军被迫解散[6]:365。朝廷军队在沙湾遭大败，起义队伍直抵镇隆，北距惠州仅20公里[7]:105。10月17日，郑士良人马接获孙下达新指示，转而挥兵厦门，他们在陌生之境长途行军遭到清兵追击，10月23日日本慑于俄国反弹，已放弃在厦门建立据点之念头，并撤退先前承诺之援助，郑士良和三合会各龙头只得逃逸香港，丢下各自人马，任他门归巢返乡[7]:107。四战四捷后，义军枪支弹药补给中断，郑士良急电孙氏，孙氏在台湾致电宫崎寅藏速送枪弹，由于采购枪械事物的中村弥六从中谋取暴利，所购全是废枪，起义失败告终[8]。
郑士良及黄福带领会党党众、日本浪人、与南京东亚同文书院的师生一口气占据了三洲田，不久前才离弃自立军的毕永年也回来共襄盛举，乡民皆拿起锄头来加入，义军从六百人迅速增至两万人。先前兴中会曾多次援助反抗美国的菲律宾独立军，独立运动失败后菲律宾友军乃将他们购买还库存在日本的大量枪械弹药交给兴中会，此次惠州起义便打算用这些军火长期作战。但没想到开战后宫崎滔天去开仓运械，却发现中间人中村弥六私吞了军费，只贱价购买了大量废械旧弹来搪塞。另一方面，孙文也刚与尝试出兵占领厦门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达成协议，约定只要革命党能在广东与厦门造成混乱局面，日本不但就会从台湾出兵厦门，还会供给革命党武器弹药。惟天不从人愿，晴天霹雳随之而来，日本政情的突变，迫使台湾方面撤销了早先的一切约定。起义军在枪械弹药接济无著的情况下，仍与真枪实弹的清军僵持了一个月，最后郑士良无法再撑，只得于11月7日解散部队，“惠州起义”遂告失败[9][10]。
郑士良左右手史坚如在广州攻击两广总督，1900年10月28日广州发生爆炸案，两广总督脱逃，史坚如在11月9日遭斩首[7]:107。杨衢云在教室中被击毙；郑士良于用餐后暴毙[7]:107-108。
1900年11月中旬，孙返回日本，研究军事，总结惠州之役失败教训，表示“对日本朋友和他们的援助大感失望”[6]:365。
参考文献
- ↑ 1.0 1.1 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 《东亚同文书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有关容闳对孙文之评论参阅：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一九四六，〈纪先师容纯父先生〉。《容闳评传》中所以误解此事发生时间，认为容闳与孙文早在一八九六年便已认识，恐系因刘禺生引用容闳所说“孙逸仙自伦敦释回，访予谈数日，予亦以此义告之”所致。其实孙文自一八九五年遭清廷缉捕后即浪迹天涯，伦敦蒙难发生于一八九六年，孙文须至一八九七年才返回日本，一直要到一九○○年才有机会再次踏上国土，而容闳于一八九六后皆在上海与北京活动，所以一九○○年前孙文不可能有机会访问容闳。
- ↑ 容闳与孙文的互动参阅：《近代中日关系史论．惠州起义》。又可参阅：李君如，《细说孙中山》（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二），第六章，第二节，〈两位“总统”的忘年交〉。
- ↑ 有关孙文在一九○○年各事件中的角色可参阅：《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孙中山在一九○○年》。
- ↑ 老师即山田良政，同年牺牲于惠州三洲田，学生是栉引武四郎。
- ↑ 6.0 6.1 张磊、张苹. 《孙中山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 7.0 7.1 7.2 7.3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著、温哈溢译（第九章协力林添贵，人物小传协力杨诗韵）. 《孙逸仙》. 台北市: 时报出版. 2010-06-21. ISBN 978-957-13-5208-4.
- ↑ 沈晓敏、倪俊明. 《喋血南国：辛亥革命在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日本浪人、兴中会与菲律宾革命，参阅：《近代中日关系史论》，第六章〈菲律宾革命〉、及第七章〈布引丸事件〉。又可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党与菲律宾志士之关系》。以日本人的眼光看“惠州起义”之来龙去脉，则除《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外，还可参阅《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自传》，亦可见《近代中日关系史论．惠州起义》及其前面几章。兴中会的官方记载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惠州之役》。
- ↑ 孙文与日本友人的互动详载于当事人所写之第一手资料中，参阅：陈鹏仁，《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水牛出版社，再版一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