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又作王安石变法、熙丰变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动的、并由宋神宗推行的新政，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但是在施行过程中对人民造成了很多额外负担，并遭到保守派旧党的激烈反对，造成新旧党争。新法一度被废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直至宋朝灭亡。
背景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1]，导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而“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保守主义盛行，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令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北宋初年给予军、公人员极大优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对外方面，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军队人数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2]。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3]，“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4]。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很明显是入不敷出；使得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沉重。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后持续爆发小规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5]。
| 年 | 岁入 | 岁出 |
|---|---|---|
| 1021（天禧五年） | 150,850,100 | 126,775,200 |
| 1048（庆历八年） | 103,596,400 | 89,383,700 |
| 1049（皇祐元年） | 126,251,964 | 126,251,964 |
| 1065（治平二年） | 116,138,405 | 131,864,452 |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6]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6]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神宗，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司马光：“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司马光与王安石完全决裂，司马光辞官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具体内容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
经济方面
- 制置三司条例司
-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类似现代的财政部，并将之地位提升）。
- 均输法
-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税捐）负担。
- 青苗法
-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青苗法针对“兼并之家”趁农民青黄不接时发放高利贷，从中盘剥的状况。由各县政府每年分夏秋两次贷款或粮食给农村主户(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高利贷抵制民间高利贷，但措施过于简单化--采用“散俵”“抑配”的办法，带有强制性，对不想借贷的农户来讲，无形是多了一种变相的税收，可谓利弊参半。
- 农田水利法
-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类似一种地方税，但专用于水利）
- 免役法
- 又称“募役法”，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先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宋代职役名目繁多，主要由主户中的上三等户承担，但实施中下等户的稍富裕者无不充役，往往被职役压得倾家荡产，于是形成应役人户千方百计逃避职役，“贫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现象。免役法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使民出钱雇役”的改革方案：
- 方田均税法
-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类似土地税)。
- 市易法
-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针对商业行为中存在的市无定价，富商大贾从中操纵获利的状况，在京师开封设立市易务，管理市场，物价贱时增价收购，物价贵时减价出售，并要商人以产业作抵押，向市易务贷款，年利二分(20%)。以后在几十个大城市均设立市易务，并将开封市易务升格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这一办法把商富大贾的商业利益加以分割，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军事方面
- 保甲法
-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此制度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 裁兵法
- 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 置将法
-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各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类似现代士官制度)。
- 保马法
-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教育方面
- 太学三舍法
- 希望以学校的平时考试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直接被推荐给中书省，由中书省任官。始入太学者为外舍，通过考试依次升降舍。考试中弥封、誊录如科举制。
实行效果
王安石的变法对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急于求成，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韩琦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于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之后继续由神宗执行变法。
罢新法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变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死。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7]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余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8]。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9]。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宣仁太后死后，哲宗亲政，随即废除旧法，恢复神宗的新法，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失败主因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 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在于官僚集团的反对，改革不及于官僚体制。因此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不过元丰官制改革重点在解决兼职暂代导致的冗官问题，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 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 托古改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此外因有皇帝的加持，王安石得以执行新法，便贬谪反对其新法的大臣。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 任用非人：王安石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投机分子(?)章惇、吕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变质。
- 宋神宗决心动摇
历代评价
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10]
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11]。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12]。
年表
下表中碧绿色为新党（变法派）得势时期，红色为旧党（守旧派）主政时期：
| 神宗 | 1067年 （治平4年） |
1月：英宗崩。神宗即位。 9月：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
| 1069年 （熙宁2年） |
2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着手进行改革。 7月：实行均输法。 9月：实行青苗法。 11月：实行农田水利法（实行淤田法）。 | |
| 1070年 （熙宁3年） |
3月：改革贡举法。 5月：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12月：实行保甲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 |
| 1071年 （熙宁4年） |
10月：实行募役法，于太学实行三舍法 | |
| 1072年 （熙宁5年） |
3月：实行市易法。 4月：司马光前往洛阳。 5月：实行保马法 8月：实行方田均税法。 | |
| 1074年 （熙宁7年） |
4月：王安石辞宰相职。转知江宁府。 | |
| 1075年 （熙宁8年） |
8月：王安石复任宰相。 | |
| 1076年 （熙宁9年） |
10月：王安石转知江宁府。 | |
| 1080年 （元丰3年） |
6月：元丰改制开始。 | |
| 1082年 （元丰5年） |
5月：元丰改制完成。 | |
| 哲宗 | 1085年 （元丰8年） |
3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摄政。元祐更化开始。 5月：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 7月：废除保甲法。 8月：废除市易法。 10月：废除方田均税法。 |
| 1086年 （元祐元年） |
1月：废除募役法。 闰2月、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宰相）。 4月：王安石去世。 8月：废除青苗法。 9月：司马光去世。 | |
| 1093年（元祐8年） | 9月：宣仁圣烈皇后去世，哲宗亲政。绍圣绍述开始。 | |
| 1094年 （绍圣元年） |
2月：复行新法。 | |
| 徽宗 | 1100年 （元符3年） |
1月：哲宗崩，徽宗即位，钦圣献肃皇后听政。 7月：同时启用新旧两党人士试图重整融合朝中和谐。 |
| 1101年 （建中靖国元年） |
1月：钦圣献肃皇后去世，徽宗亲政。 | |
| 1102年 （崇宁元年） |
5月：蔡京任宰相。 12月：崇宁兴学，三舍法推广至全国州县学。 | |
| 1105年 （崇宁4年） |
9月：司马光等守旧党119人被刻为元祐党人碑之奸党，后牵连309人。 | |
| 1106年 （崇宁5年） |
1月：摧毁元祐党人碑、暂缓批斗守旧党。 3月：蔡京辞宰相。 | |
| 1107年 （大观元年） |
1月：蔡京重任宰相。 | |
| 1110年 （大观四年） |
11月：张商英撰《皇宋政典》，总结新法政令。 | |
| 1110年 （政和二年） |
9月：寄禄官改革推广至武官及技术官 | |
| 钦宗 | 1126年 （靖康元年） |
闰11月：靖康之变，北宋亡。 |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 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