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依种类可分成正史、野史、别史、杂史等。东亚传统的史书依体例又可分为纪传体（以人物为主轴）、编年体（以时间为主轴）、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轴）、别史体（以国为主轴）、杂史体（以遗文旧事为主轴）、政书体（又称会要体，以典制为主轴）、史评体（以史事评论为主轴）、纲目体（以年表为主轴）、谱牒体（以宗谱为主轴）等等，依时间又可分通史与断代史、国别史等。中国最著名的史书莫过于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与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人称“史学两司马”。
史书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的“史”，又称“乙部”。《旧唐书·经籍上》：“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为经……乙部为史。”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 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
发微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 (史书)》、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1]，《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2]。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
发展
中国
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3]。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4]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5]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6]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7]。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8]
日本
日本最迟自飞鸟时代起开始自行编纂史书，以纪传体为主，最初有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编著的《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等，但前二者已散佚。而编年体轶书《旧辞》更可能在六世纪或之前已成书。之后的《帝纪》则是谱牒体。
奈良时代起，日本史书出现了特有的国史体，为编年体的分支，内容及编幅较为简略，《续日本纪》为第一本国史体史书。
史书分类
刘知几将史学文献典籍分为六类，“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阮孝绪《七录》分史部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隋志》分史书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杂传》，《仪注》，《地理》，《谱系》，《簿录》，《刑法》。
清朝《四库全书总目》分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学派
章炳麟称明末浙东史学：“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
真实性问题
史书未必一定能如实纪录历史，而是收集各地事件，再编集成书。史书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被指是统治者的治国工具。刘知几称之：“自战国以下，辞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9]其中有诸多不合理或以神鬼描述的文字[10]，如皇帝未出生便有龙气包围之类。而在当时修书时皇帝必定会对史官加以控制，增加奉承之说话，删除负面事件，如唐太宗的皇位问题。而后代的皇帝亦会对前朝的历史加以篡改，以保证江山正统，清朝的历史则被指是褒扬满族对中国的贡献。即便在现代，不论资讯如何发达，亦常常出现消息被封锁的情况，所以学者只能认为史书皆有不少虚构成分[11]。
参考文献
- ↑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 见《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论》引《墨子》佚文
- ↑ 《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 ↑ 《隋书·魏憺传》
- ↑ 《晋书》卷82《干宝传》
- ↑ 《史通·仿真篇》
- ↑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
- ↑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见《梁启超史学四种》，岳鹿书社1998年8月版。
- ↑ 《史通》外篇《杂说》
- ↑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心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塑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 ↑ 吴裕垂《史按》中对《史记》载沛公脱身提出质疑：“惟步行出鸿门，故羽不及觉。其得疾行至军者，岂沛公来时，良于骊山道中预伏精兵良骏以为脱身之计欤？”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生，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