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依種類可分成正史、野史、別史、雜史等。東亞傳統的史書依體例又可分為紀傳體（以人物為主軸）、編年體（以時間為主軸）、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軸）、別史體（以國為主軸）、雜史體（以遺文舊事為主軸）、政書體（又稱會要體，以典制為主軸）、史評體（以史事評論為主軸）、綱目體（以年表為主軸）、譜牒體（以宗譜為主軸）等等，依時間又可分通史與斷代史、國別史等。中國最著名的史書莫過於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與北宋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人稱「史學兩司馬」。
史書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中的「史」，又稱「乙部」。《舊唐書·經籍上》：「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為經……乙部為史。」 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 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
發微
中國西週末年各諸侯國已有歷史記載，如晉國之《乘 (史書)》、鄭國之《志》、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等[1]，《墨子》裏面說墨翟曾見過「百國春秋」[2]。早期的史書都是以編年史的形式存在，晉朝太康年間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是編年體。
發展
中國
東漢末年，荀悅撰成《漢紀》，開創了編年體的斷代史。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編年體的優點是方便考查歷史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了解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還避免敘事重複，《資治通鑑》的成功開創了撰寫編年史的高潮。陳寅恪曾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3]。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產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梁啓超以為：「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
范曄撰著《後漢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4]張輔根據《史記》、《漢書》字數多寡來評價作者，「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於《漢書》。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5]
袁宏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袁山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6]
杜佑推出《通典》後，史書增加了典制體，又衍生了會要體[7]。
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主張以《表》、《典》、《記》、《考紀》、《別錄》等五種體例來撰寫歷史；梁啓超在《中國史敘論》主張以《年表》、《載記》、《志略》、《傳志》四種體例撰寫歷史。
梁啓超在《新史學》將史籍劃分為十種二十三類，即正史（官書、別史）、編年、紀事本末（通體、別體）、政書（通體、別體、小紀）、雜史（綜記、瑣記、詔令奏議）、傳記（通體、別體二）、地誌（通體、別體）、學史、史學（理論、事論、雜論）、附庸（考據、註釋）等。[8]
日本
日本最遲自飛鳥時代起開始自行編纂史書，以紀傳體為主，最初有聖德太子和蘇我馬子編著的《天皇記》、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並公民等本記》等，但前二者已散佚。而編年體軼書《舊辭》更可能在六世紀或之前已成書。之後的《帝紀》則是譜牒體。
奈良時代起，日本史書出現了特有的國史體，為編年體的分支，內容及編幅較為簡略，《續日本紀》為第一本國史體史書。
史書分類
劉知幾將史學文獻典籍分為六類，「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阮孝緒《七錄》分史部為十二類，即《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隋志》分史書為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雜傳》，《儀注》，《地理》，《譜系》，《簿錄》，《刑法》。
清朝《四庫全書總目》分十五類，即《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
學派
章炳麟稱明末浙東史學：「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雜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
真實性問題
史書未必一定能如實紀錄歷史，而是收集各地事件，再編集成書。史書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質疑，被指是統治者的治國工具。劉知幾稱之：「自戰國以下，辭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9]其中有諸多不合理或以神鬼描述的文字[10]，如皇帝未出生便有龍氣包圍之類。而在當時修書時皇帝必定會對史官加以控制，增加奉承之說話，刪除負面事件，如唐太宗的皇位問題。而後代的皇帝亦會對前朝的歷史加以篡改，以保證江山正統，清朝的歷史則被指是褒揚滿族對中國的貢獻。即便在現代，不論資訊如何發達，亦常常出現消息被封鎖的情況，所以學者只能認為史書皆有不少虛構成分[11]。
參考文獻
- ↑ 《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 ↑ 見《隋書·李德林傳》及《史通·六家論》引《墨子》佚文
- ↑ 《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 ↑ 《隋書·魏憺傳》
- ↑ 《晉書》卷82《干寶傳》
- ↑ 《史通·仿真篇》
- ↑ 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
- ↑ 梁啓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見《梁啓超史學四種》，岳鹿書社1998年8月版。
- ↑ 《史通》外篇《雜說》
- ↑ 錢鍾書在《管錐編》中說:「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心摩，庶幾人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塑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
- ↑ 吳裕垂《史按》中對《史記》載沛公脫身提出質疑：「惟步行出鴻門，故羽不及覺。其得疾行至軍者，豈沛公來時，良於驪山道中預伏精兵良駿以為脫身之計歟？」周亮工在《尺牘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馬逃生，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既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