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是负面语汇，泛指出卖中国国家民族利益的人，相当于“卖国贼”、“内奸”，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
“汉奸”在《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败类”。
含义
原有典故
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有“汉奸”一词。“汉奸”两字始现于清朝，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被骂为“汉奸”。
清朝史料中最早使用“汉奸”一词是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的《古欢堂集·黔书》：“苗盗之患，起于汉奸。或为之发纵指示于中，或为之补救弥缝于外，党援既植，心胆斯张，跋扈飞扬而不可复制。”首位使用“汉奸”一词的皇帝则是雍正帝[1][2][3]。
在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惈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4]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与清朝交战，“汉奸”被理解为与敌国合作的背叛者；这意义下的汉奸不分满汉，其所损者乃中国整体利益。[5][6]
义和团事件时使用“教民汉奸”来指称涉事教徒，并指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为汉奸，遭慈禧后党诛杀，满人内阁学士联元、蒙人户部尚书立山也被冠上“汉奸”的罪名，遭处死。[7]
抗战前后使用
在抗日战争期间，闽南籍企业家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8]
汉奸也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中华民国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国民政府1945年11月23日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案例》的规定：
对于左列人员，视为汉奸，应厉行检举：
（一）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汪伪政府官员分为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五级）。
（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
（三）曾任前两款以外之伪组织文武职公务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四）曾在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
（五）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
（六）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业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
（七）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
（八）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
（九）曾在伪组织新民会、协和会、伪参政会议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
（十）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实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1937年开始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工作部门都设有“锄奸部”、处、科。193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强调指出：必须用新的注意力对付敌探奸细与反共分子的新阴谋破坏，从认识上、组织上以至技术上改变到适合新的情况，这是当前锄奸工作的总方向。194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作出《关于锄奸工作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合理的指导锄奸保卫工作，决定取消军队中步兵营及相等于营的直属部门的锄奸特派员，所有该级的侦察、保卫工作及连队锄奸工作的管理教育及其工作的检查，都委托营教导员或机关部门中的政治委员、政治协理员负责兼任；军队中营级锄奸特派员加强到团级锄奸部门；各级锄奸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对部队的关系，与政治机关其他部门相同，不能有特殊化；军队中的锄奸干部担负着特殊任务，不应当轻易分配他们与反奸细活动无关的工作，而应该相当稳定。同时对加强连队锄奸工作，正确区分锄奸对象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决定，对于加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锄奸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政府也曾经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1951年）。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司法院作成“院解字三〇七八号”解释令，指台湾人原“属日本籍”，不应以汉奸罪名追诉；1946年12月，国民政府司法院再次作成“院解字三三一三号”解释令，主张台湾人于对日抗战期间的战争罪刑，应受战犯罪名审判，这是跟进盟军总部清理战争罪刑的做法。战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仍然进行汉奸检举追究行动。
参见
参考文献
引用
- ↑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十》，雍正二年五月辛酉条：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
- ↑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十三》，雍正五年二月：谕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督抚、提镇等：狆苗素称凶悍，加以汉奸贩棍，潜藏其中，引诱为恶……。
- ↑ 《大义觉迷录·附录》：“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
- ↑ 清史稿卷307 列傳九十四. 新亚研究所 典籍数据库. [2009-05-24].
- ↑ 《林则徐集·公牍》〈密拏汉奸札稿〉：“照得本部堂恭膺简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拏汉奸。缘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
- ↑ 〈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尔勾通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狗之能。”“尔所用汉奸，皆我天朝犯法之徒，或杀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极无本事，天朝所屏弃不用者，尔乃重用之。”载于杨松、邓力𡡷原编，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页47、49。
- ↑ 《近代史资料》：《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龙顾山人：〈庚子诗鉴〉；李超琼：〈庚子传信录〉
- ↑ 陈嘉庚“最伟大提案”现身 汪精卫看后脸色苍白. 台海网. 2007-08-10 [2009-05-24].
来源
- 黄宽重，1996，《扭曲的脸谱：从台奸、汉奸问题看历史人物评论》。北县文化：1-2。
- Lo, Jiu-jung. 2001. Trials of the Taiwanese as Hanjian or War Criminals and the Postwar Search for Taiwanese Identity. In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edited by Kai-wing Chow, Kevin M. Doak, and Poshek Fu, 279-31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罗久蓉，1994，抗战胜利后中共惩审汉奸初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7-91。
- 罗久蓉，1995，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15-41。
- 王柯，2004，“汉奸”：想像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63-73。
- 杨天石，1996，抗战胜利后的汉奸审判。历史月刊：68-73。
- 张铨津，1997，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之研究。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
- Zanasi, Margherita. 1998.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ollaboration: The GMD Left, Japan,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6 - 29 March, Washington, D.C.
- 张世瑛，2001，从几个战后审奸的案例来看汉奸的身份认定问题（1945-1949）。国史馆学术集刊 1：161-85。
外部链接
- 王柯：〈“汉奸”：想像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