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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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
书名 作者 今本
卷数
史记 司马迁西汉 130
汉书 班固东汉 100
后汉书 范晔刘宋)、司马彪西晋 120
三国志 陈寿西晋)、裴松之刘宋 65
晋书 房玄龄等( 130
宋书 沈约萧梁 100
南齐书 萧子显(萧梁) 59
梁书 姚察)、姚思廉(唐) 56
陈书 36
魏书 魏收魏澹北齐 114
北齐书 李百药(唐) 50
周书 令狐德棻等(唐) 50
南史 李延寿(唐) 80
北史 100
隋书 魏徵等(唐) 85
旧唐书 张昭贾纬等(后晋 200
新唐书 欧阳修等(北宋 225
旧五代史 薛居正等(北宋) 150
新五代史 欧阳修(北宋) 74
宋史 脱脱等( 496
辽史 116
金史 135
元史 宋濂等( 210
明史 张廷玉 332
其他相关史书
东观汉记 刘珍等(东汉) 22
新元史 柯劭忞民国 257
清史稿 赵尔巽(民国) 529
清史 戴逸 预计92


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所设清史馆纂修的史未定稿,体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纪、志、表、传”四部分。

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此后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到1927年,主持纂修工作的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自知未曾定稿,遂决定仿照王鸿绪《明史稿》之例,将各卷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1]因匆忙付梓,致使体例不一、繁简失当。“然此书成稿于遗老之手,刊行于匆促之中,谬误屡见,用时不免戒慎,唯恐误入歧途。”[2]

由于编修者多为前清遗老,《清史稿》书中对清朝歌功颂德,贬低辛亥革命国民政府北伐后,将《清史稿》定为禁书,禁止刊印及发售;后来解禁。

编撰过程

参见:清史馆

民国三年(1914年),经北洋政府国务院呈文,大总统袁世凯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后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3]

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宗教志〉后未被采用)。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江西一卷。袁嘉谷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4]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袁金铠本人热衷政治,不克常居清史馆,乃约金梁为《清史稿》进行校刻。溥仪出宫后,金梁闲居在家,接到袁金铠的邀请,金梁欣然应允。金梁到馆后,对编修工作颇为投入,“排日付印,如编新闻者,主笔督催,手民侍立,无复有片刻之暇……随引随发,前后不遑兼顾”。[5]1927年秋,赵尔巽病故,时任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张作霖续聘柯劭忞代理馆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北伐,奉军连遭败绩,张作霖退守关外。时局动荡,金梁雇佣车马,将书稿“携归私寓,日夕赶办,撰校兼行,一月之间,竟补至百卷。”[5]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自行加入张勋康有为张彪三人的传记。[6]然金梁的校订亦有合理之处,如删去《八线对数表》这类非关文史的数学内容。1928年,金梁将书稿送交刊印,共印书1100部,其中400部被运往关外发行,这批书称为“关外本”,是《清史稿》首次发行。

卷次

全书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纪〉25卷、〈〉142卷、〈〉53卷、〈列传〉316卷。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帝(1616年),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1911年)共296年的历史。

版本

《清史稿》成书之后,海内外先后重印,形成不同版本,有关外本、关内本、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广岛本、南京本、上海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等,其中以关外本、关内本流传最早,影响很大。

  • 关外本(关外一次本):1927年书稿渐成形,赵尔巽以“时局多故,年老力衰,亟思告竣,始议发刊。”不久,赵尔巽病逝,柯劭忞清史馆馆长。柯劭忞年事已高,无法通阅史稿,即交付金梁,金梁随校随刻。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紫禁城闭门,这时书稿尚剩下若干未及校刻,金梁遂将其移归寓所,继续校刻,趁此机会擅自增改原稿,私开职名,私作校刻记并且自称“总阅”。共印书一千一百部,其中的四百部被金梁运到山海关外发行,称为“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这是最早印成并且在沈阳流通的版本。1977年4月,香港益汉书楼将该版本影印出版,平装三册,书名定为《清朝史料汇编》。[3]
  • 关内本:清史馆人员发现金梁擅自改动《清史稿》原稿之后,代馆长柯劭忞召集王树枏夏孙桐金兆丰张书云戴锡章奭良朱师辙等人讨论此事。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乃决定将北京的存书抽换、改动,由朱师辙负责具体执行,该版本称为“关内本”。关内本和关外本(关外一次本)的版本大小相同,刻本三十字一行,每部一百三十本,目录一本,共计一百三十一本。关内本成书之后,大多未能发行,存放在清史馆内。1928年北伐成功后,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对于《清史稿》,故宫博物院“院中名流佥以此书谬误甚多,须委托专家重加审定乃得行世”。1929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报告审查《清史稿》的结果,列举了“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有日无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志表传互相不合、人名错误、事迹年月不详、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十九项缺失,提议将《清史稿》永远封存,禁止发行。1930年2月,国民政府明令禁售《清史稿》,全部余书分存国立、省立图书馆。《清史稿》书价猛涨,“由百元预约,竟涨到五六百金一部,而不可得书。”[3]
  • 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清史稿》的关内本、关外本遭禁止发行时,金梁将关外本修正,在中国东北影印发售,世称“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该改正本将全书从五百三十六卷减少到五百二十九卷,抽去者包括《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二百十七页,另外又将张彪传目删除。1960年10月,香港文学研究社根据该版本影印出版,平装二册,称“香港本”。[3]
  • 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关外二次本):此后不久,金梁在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之基础上再加修改,在文苑传二、姚鼎传之后补入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并且将赵尔巽传的内容压缩。该版本称“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又称“关外二次本”,在《清史稿》各种版本中流传最广,此后许多版本均自该版本而出。[3]
  • 广岛本:日本广岛以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为蓝本,改为精印本出版,称“广岛本”。[3]
  • 南京本: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将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割裂影印出版,装为二大册,称“南京本”。[3]
  • 上海本:1942年,上海联合书店以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为底本,采用锌版影印分成二部,平装为二册出版,称“上海本”。[3]
  • 中华书局点校本:1950年代,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中华书局组织中国一百多位文史专家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自1958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7]其中1976年7月到1977年12月,北京中华书局以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用关内本、关外本(关外一次本)为校勘本,用标点、分段划分重点,将《清史稿》点校排印出版,内部发行。全书48册,其中第1册是目录,平装大32开,竖排繁体铅印。该书对上述三版本的篇目、内容的不同均有附注,录出异文。对史实错误以及同音异译之人名、地名、部落等名称通常未予改动,仅在本篇内略加统一。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的名称,凡是带侮辱性字样,除了旧史中常见的泛称之外,均加改正。对脱字、误字、衍字、倒字及异体字、古体字等等,也进行了校改。还校正了原文行、段的错排。对原文文理不通或者人名、地名等脱误而未查到出处的地方,均保存原状。为方便查阅,将原总目五卷合并而不再分卷,略加增补。[3]本书的点校由启功王钟翰孙毓棠罗尔纲刘大年吴树平担任;吴树平、何英芳对点校稿进行了编辑整理。本书初版印出后,香港学者汪宗衍曾对标点提出一些意见,本书重印时参考其意见进行了若干修改。[8]1998年,中华书局将点校本《清史稿》缩小影印,精装成四册出版,又称“中华书局缩印本”。[3]
  • 《清史稿校注》:鉴于原清史馆所有部分档案、书稿,均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所以,1978年10月,经钱穆等建议,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两家联手开始了《清史稿》的校注工作。以不更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卷”方式,就其取材、撰写、印校等方面的谬误,利用存档的清史馆原稿、清国史馆历朝国史稿、清宫档案及各类官私史料等,进行全面的检校、查考、补注与订正。至1984年10月,共校订了四万余条。《清史稿》校注部分共计三百余万字。包括《清史稿》原文在内,《清史稿校注》一书共一千二百余万字。自1985年10月起,定稿后陆续出版,共十五册,另附索引一册。199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

版本对比

  • 关内本较之于关外本:[3]
  • 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较之于关外本:
    • 删去《张彪附传》、《公主表·序》、《时宪志》中的数学“八线对数表”;
    • 增加《陈黉举传》、《朱筠传》、《翁方纲传》,压缩了《赵尔巽传》等个别传记。
    • 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7卷,仅有529卷。[3]
  • 中华书局点校本较之于上述三个版本
    • 凡前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异文;
    • 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
    • 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加以改正;
    • 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
    • 删去了八线对数表;
    • 合并了总目(原分5卷),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础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3]

影响及评价

《清史稿》刊印后,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评。《河渠志》只记载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最大河长江遗漏不记,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1928年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随后组织人员对《清史稿》初步检阅审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称《清史稿》多有错谬,[9]“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十有九项”,认为“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南京国民政府遂将《清史稿》定为禁书,不准刻印及发售。[3]然而禁令非但没有禁锢《清史稿》的流通,而且还助长了民间私印盗刻《清史稿》的行为。甚至该书的“关外本”还大量流入日本。

编纂者及后人评价如下:

  • 赵尔巽: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10]
  • 金梁: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当别撰校勘记,为将来修正之资,幸甚幸甚。[11]
  • 中华书局: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12]
  • 戴逸: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13]

注释

  1. 两位明安——科尔沁部明安兀鲁特部明安误为一人。

参考文献

引用

  1.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称:“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2. 《清史稿校注》
  3.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邹爱莲、韩永福、卢经. 《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 清史研究. 2007, (01期) [2013-10-16]. 
  4. 《清史述闻》,许师慎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
  5. 5.0 5.1 金梁《清史稿回忆录》
  6. 金梁在《道咸同光四朝佚闻》道:“张勋传兼详复辟,康有为传兼叙移宫,皆各有立言之要,非贸焉撰笔而已。”
  7.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开始修订. 星岛环球网. 2006-04-06 [2013-10-16]. 
  8. 《清史稿》出版说明,载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9. 吴明勇. 戰後台灣史學的政治處境 (《史耘》第五期),頁152 (PDF).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1999年9月. 
  10.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
  11. 金梁:清史稿校刻记
  12. 中华书局:《清史稿》出版说明
  13. 戴逸:乖谬百出的《清史稿》

来源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