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政王大臣會議（滿語：ᡥᡝᠪᡝ ᡳ
ᠪᠠ，穆麟德：hebe i ba[1]），或簡稱為議政處，是大清前期皇帝的一個諮詢機構。議政王大臣會議源於努爾哈赤在十七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初設立的非正式協商小組，該制度由前者之子兼繼任者皇太極於1626年正式確立，並於1637年進一步擴大。參加會議的成員多為滿洲權貴，該貴族機構為皇太極、順治帝以及康熙帝在軍事事項方面提供主要建議[2]。議政王大臣會議在多爾袞攝政及鰲拜輔政期間權勢極大，後者以此機構提高他們的個人影響力[3]。
議政王大臣會議作為大清最具影響力的決策機構超過一個世紀，此後它的地位和影響受到削弱，然後被滿漢蒙共同參與的軍機處所取代，軍機處由雍正帝設立於1730年，用於避開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影響。議政王大臣會議於1792年為乾隆帝正式撤除。
起源與正式設立
歷史學家安熙龍認為，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起源是「一個複雜且撲朔迷離的過程」[4]。議政王大臣會議起源於努爾哈赤為促進同諸子共治國政而設立的非正式機構。努爾哈赤在1601年組織女真人，將之分為四「旗」，1615年，「旗」數增加了一倍，是為八旗[5]。1622年，努爾哈赤確定八名子侄（貝勒）每人各掌一旗[5]，並命令他們開會就重要政策特別是軍事事務進行商討[6]。努爾哈赤的八名子侄統稱為「議政王」[7]。
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另一個雛形是由女真人組成的「議政五大臣」和「理事十大臣」小組，後者於1615年或1616年努爾哈赤設置，負責行政和司法工作[8]。安熙龍稱，此組人後來被稱為「議政大臣」，並輔助貝勒商討國政[9]。然而，梅谷卻斷言，他們只不過是「技術顧問」，此觀點得到吳秀良的支持[10]。在1623年，「八固山額真」還做了審議官員，但他們主要負責監察，主要責任是使努爾哈齊得以覺察八貝勒的密謀[11]。
皇太極繼承父親努爾哈赤的汗位後，沒有依照父親的願望與貝勒共治，而是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奠定了大清的統治基礎。1627年，他將八旗置於八「大臣」控制之下，並命令後者協同貝勒參預議政[12]。吳秀良支持這次改革為議政王大臣會議的「真正」起源，後者成為皇太極的主要決策機構，並就外交與軍務進行磋商[13]。1637年，稱大清皇帝一年後的皇太極，正式將親王排斥在會議之外[14]。相反，會議由八名都統和兩名副都統掌控，後者負責管理滿洲八旗[15]。通過限制身為宗室的滿洲軍事領袖成為會議成員，皇太極以犧牲其他親王為代價增強了個人權力[3]。儘管如此，會議仍未能從大清政府內部「貴族的集體統治」的圈子中跳出[16]。
清初中樞作用
幼沖的順治帝和兩名攝政王多爾袞及濟爾哈朗在1643年皇太極駕崩後取而代之。1644年，在他們的帶領下，大清打敗虛弱的大明，遷都北京。議政王大臣會議在多爾袞攝政期間是他的主要決策機構[17]。遷都北京後不久，多爾袞將軍事及民政事務交給議政王大臣會議掌管，並擴大其規模，將所有滿洲都統和滿洲副都統、蒙古都統和蒙古副都統以及滿洲大學士和蒙古大學士納入其中[17]。議政王大臣會議遠非起着遏制多爾袞個人權力膨脹的作用，反過來成了他的工具，用以傳訊、痛責其他敢於與他一爭高低的親王[18]，例如在1644年5月，多爾袞以煽惑、悖妄的罪名指控皇太極的長子豪格，並唆使豪格的敵人在議政王大臣會議上當眾作證[19]。1648年，他用同樣的手法把豪格清除[18]。
多爾袞在1650年12月31日逝世後，順治帝開始獨立地維護自己的權威：他命令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過問軍國要務[20]。多爾袞的黨羽從朝廷上被清除（1651年3月）後，順治帝的前攝政濟爾哈朗對議政王大臣會議作出了一些特別的人事任命，以促進滿洲精英的忠誠[21]。1651年至1653年間，他增加了三十名在八旗和大城市官僚機構缺少官職的新成員[22]。新任命的兩名議政大臣漢軍旗人范文程和寧完我，是議政王大臣會議中僅有的三名漢人中的兩名[22]。日後康熙帝的四名輔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也在當時受任為議政大臣[23]。1656年，皇帝下詔，辭退自動受任為議政大臣的滿洲大學士和蒙古大學士，然而，到了他在位的最後一年1661年，議政王大臣會議仍有超過五十名的成員[22]。議政王大臣會議在順治年間經常召開，調查受控貪污或瀆職的重要官員[24]。
以索尼為首的四輔政大臣繼承了福臨，在康熙帝未成年時掌管國政。鰲拜輔政時期，議政王大臣會議成了「最顯著的滿洲機構[23]」。為保持自己在議政王大臣會議中的席位，輔政大臣限制滿洲都統和蒙古都統及六部滿尚書和蒙古尚書成為議政大臣[22]。他們還決定授予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掌管理藩院的資格，此前順治帝迫於武力，將理藩院從禮部獨立出來[25]。到了1662年，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被裁減至31名，這些成員主要是有着豐富軍事和民政經驗的滿洲領袖[26]。
康熙帝在1669年後將鰲拜派系的許多官僚改革廢除，但繼續依靠議政王大臣會議，在各種各樣的軍事和民事事項上，特別是那些過於敏感或過於複雜的事項，他會繞過正式官僚機構，來諮詢過這群顧問[27]。皇帝允許左都御史壓制議政王大臣會議，此後在1681年鎮壓三藩之亂，恢復控制全國後，他作出決定，八旗都統不再自動成為議政大臣[22]。自此以後，議政王大臣會議更多的致力於民政[22]。雖然如此，但在第一次鄂滿戰爭，康熙帝和準噶爾汗國於1687年至1697年間的戰爭期間，康熙帝經常向議政王大臣會議請教如何處理和準噶爾部可汗噶爾丹以及準噶爾之敵喀爾喀蒙古的關係[28]。議政王大臣會議在康熙年間滿足了帝國的需要，將商議結果傳達給皇帝，皇帝通常遵循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建議[29]。
為軍機處取代
雍正帝在經過一場康熙帝諸子為爭奪皇位而內鬥的危機後承襲了康熙帝的皇位。此時許多在皇位競爭期間站在雍正帝的競爭對手一邊的滿洲貴族仍為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30]。為避開疏遠這些貴族，雍正帝仍對議政王大臣會議進行新的人事任命，並就各種軍事問題徵求意見，但也努力削弱其力量[31]。為繞過議政王大臣會議，他設立了小規模的類似機構，並發現後者更可信賴，更好控制[30]。漸漸地，他將議政權利移交給這些更值得信賴的大臣[32]。1730年左右，這些非正式機構結為軍機處[30]。不同於成員幾乎全是滿洲人的議政王大臣會議，軍機處中有許多漢人充當軍機大臣[33]。在大清餘下的時間裏，這個多民族中樞機關為帝國主要決策機構。
軍機處在十八世紀30年代站穩腳跟後，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影響力急劇下降[22]。「議政大臣」和「議政王」在乾隆年間成了主要虛銜[32]。此類頭銜由滿洲軍機大臣兼充，直至1792年，乾隆帝正式將議政王大臣會議廢除[34]。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恭親王奕訢擔任首席軍機大臣，此類頭銜由奕訢和其他軍機大臣恢復[35]。
參考文獻
引用
- ↑ 胡增益 1994，第394頁.
- ↑ Wakeman 1985，第851頁；Bartlett 1991，第267頁；Hucker 1985，第266頁；Rawski 1998，第123頁.
- ↑ 3.0 3.1 Oxnam 1975，第31頁.
- ↑ Oxnam 1975，第21, note 17頁.
- ↑ 5.0 5.1 Wu 1970，第10頁.
- ↑ Oxnam 1975，第21頁；Bartlett 1991，第25頁.
- ↑ Oxnam 1975，第21頁.
- ↑ Oxnam 1975，第21 (1615)頁；Wu 1970，第11 (1616)頁；Michael 1942，第67 (1616)頁.
- ↑ Oxnam 1975，第21 and 30 respectively頁.
- ↑ Michael 1942，第67頁；Wu 1970，第11頁.
- ↑ Wu 1970，第10頁；Wakeman 1985，第850頁.
- ↑ Oxnam 1975，第30 and 31, note 38頁；Wakeman 1985，第850-851頁.
- ↑ Wu 1970，第11頁；Oxnam 1975，第30 (主要決策機構)頁；Wakeman 1985.
- ↑ Wu 1970，第10頁；Oxnam 1975，第30頁.
- ↑ Oxnam 1975，第30頁；Kessler 1976，第11頁.
- ↑ Wakeman 1985，第851頁.
- ↑ 17.0 17.1 Oxnam 1975，第43頁.
- ↑ 18.0 18.1 Wakeman 1985，第885頁.
- ↑ Wakeman 1985，第300頁, note 231
- ↑ Wakeman 1985，第896頁.
- ↑ Oxnam 1975，第70–71頁.
- ↑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Oxnam 1975，第71頁.
- ↑ 23.0 23.1 Oxnam 1975，第70頁.
- ↑ Wakeman 1985，第925, 948, and 985 (三例)頁.
- ↑ Oxnam 1975，第69頁.
- ↑ Oxnam 1975，第71 and 74頁.
- ↑ Oxnam 1975，第72 and 199頁.
- ↑ Perdue 2005，第148 and 159頁.
- ↑ Oxnam 1975，第74 (通常遵循會議的意見)頁；Wu 1970，第18 (其餘信息)頁.
- ↑ 30.0 30.1 30.2 Bartlett 1991，第27頁.
- ↑ Bartlett 1991，第48 and p. 307, note 46頁.
- ↑ 32.0 32.1 Wu 1970，第105頁.
- ↑ Oxnam 1975，第89 (滿洲成員)頁；Bartlett 1991，第267 (向漢人開放)頁.
- ↑ Bartlett 1991，第308, note 61 (滿洲軍機大臣, 1792), and p. 312, note 116 (乾隆皇帝廢除)頁.
- ↑ Bartlett 1991，第312, note 116, and p. 350, note 23頁.
來源
- Bartlett, Beatrice S.,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ISBN 978-0-520-08645-6.
- Hucker, Charles O.,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ISBN 978-0-8047-1193-7.
- Kessler, Lawrence,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ISBN 978-0-226-43203-8.
- Michael, Franz,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2.
- Oxnam, Robert B.,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ISBN 978-0-226-64244-4.
-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0-674-01684-X.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Los Angeles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ISBN 978-0-674-12761-6.
- Wu, Silas H. L., 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1693–173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ISBN 978-0-674-14801-7.
-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ISBN 978-0-520-04804-1.
- 胡增益, 新满汉大词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ISBN 7-228-02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