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惠鈞（1862年或1863年—1932年7月15日）初名增銘，今上海市浦東新區高行鎮人。中國民主革命家，清朝及中華民國商人。[1][2]
生平
早年生涯
葉惠鈞幼年在家鄉的私塾學習。14歲赴上海南市學習豆米業（即今糧食業）。後來，他在上海開辦大隆雜糧號。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預備立憲，葉惠鈞參加上海地方自治活動，和沈縵雲、李平書、于右任等人結識。宣統三年（1911年），葉惠鈞參加中國同盟會。1911年3月，葉惠鈞和沈縵雲、李平書等人發起成立全國商團公會，葉惠鈞當選為副會長。同年6月，葉惠鈞當選為南市商團公會副會長，並且擔任中國國民總會坐辦。[1]
光復上海
1911年10月24日，宋教仁、陳其美、范鴻仙、葉惠鈞、葉楚傖、沈縵雲等人在《民立報》開會研究光復上海事宜。會議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缺乏軍事力量，所以爭取上海的商團參加起義，是起義成功的關鍵。會議乃決定以「聯絡商團，溝通士紳」為中心工作，派沈縵雲、葉惠鈞、王一亭與自治公所總董、商團公會會長李平書溝通。沈縵雲、葉惠鈞、王一亭都是自治公所議員，和李平書交情很深。葉惠鈞是商團公會副會長，和李平書是浦東高橋的同鄉，關係更深。沈縵雲、葉惠鈞、王一亭向李平書宣傳了孫中山的革命理念與武昌起義後的形勢，提議商團公會應當和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溝通。李平書隨即與自治公所議長沈信卿、副議長吳畹九、駐董莫子經進行秘密商議，他們均認為「世界潮流，全國趨勢，非可抗拒，宜專以地方自治為重」。此後，李平書通過葉惠鈞等人約請陳其美在成都路貞吉里寓所會面。[1]
此前，中國同盟會舉行武裝起義，多依靠新軍及幫會。為拉攏幫會勢力，陳其美加入青幫，成為上海青幫老大之一。李平書素來對幫會人物有防備，不願將商團交給中國同盟會使用。初次相見，李平書和陳其美僅消除了部分隔閡，李平書保持中立，向陳其美表示商團以保民為旨，雙方可以隨時協商，避免互相侵犯。[1]
在雙方接觸期間，駐紮南京的清朝陸軍第九鎮馬標第一營管帶李英石作為陸軍第九鎮革命派使者到上海活動。李英石是李平書的族侄，深受李平書信賴。李英石早年留學日本時，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支持武裝起義，來到上海後，接受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建議，與葉惠鈞等人向李平書宣傳革命，說明陳其美加入青幫的緣故，還表示起義時商團仍由李平書或者李英石指揮，從而消除了李平書的戒心。[1]
當時，商團部分領導人認為革命成敗難料，為留有餘地，決定讓李平書在幕後決策，不出面參加起義。如起義失敗，李平書可出來收拾局面。李英石則出任商團司令，葉惠鈞作為李平書的代理人，協調商團的行動，保證李英石的指揮暢通。1911年10月31日晚，陳其美、鈕永建、李平書、葉惠鈞、李英石、吳馨、沈縵雲等人在貞吉里李平書寓所召開秘密會議，決定「上海先動，蘇杭應之」的方案。11月2日晚，在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上海商團公會、光復會上海支部的聯席會議上，決定在11月3日下午4時在上海南市、寶山、閘北同時舉行起義。[1]
1911年11月3日上午，由於寶山和閘北的起義消息泄露，參加起義的軍警及商團提前到上午10時起義，至同日晚，吳淞、閘北均光復。但在南市，下午5時許，陳其美率敢死隊員進攻江南機器製造局失敗，陳其美被俘。同時，商團總部獲得上海道署總賬房朱葆三的密報稱：「 上海道台劉燕翼已密電南京督署，謂上海革命黨人起事，商團盡叛，兩江總督已急命南京、松江兩地清軍向上海進擊，並下令無論革命黨人或商團團員，捕擒後立即就地正法。」[1]
葉惠鈞、沈縵雲、王一亭等人隨即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大家認為必須儘快攻下清軍在上海最後的據點江南機器製造局，乃推王一亭起草完成反攻令，由商團總司令李英石署名發出。出發之前，又由葉惠鈞、沈縵雲、王一亭痛哭誓師：「願眾於此千鈞一髮之際，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建功，則城中無數生靈，團員數千家屬將保安全。」全體團員隨即赴江南機器製造局，經過一夜戰鬥，次日凌晨攻佔江南機器製造局。[1]
上海光復，滬軍都督府成立，陳其美出任都督，李平書、沈縵雲、王一亭分任民政總長、財政總長、農工商務總長，李英石任軍務部部長兼滬防軍司令。[1]葉惠鈞被任命為參謀，負責地方防務。[2]葉惠鈞組織援寧聯軍總兵站，派商團將上海的工商界所籌的經費及軍用物資押往南京，並且讓商團團員組成戰地服務幹事團，隨軍服務。當時進攻南京的聯軍缺乏武器彈藥，陳其美致信李平書、葉惠鈞等人，向商團商借快槍500支。葉惠鈞備齊500支快槍後，交給了陳其美。[1]
護衛孫中山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乘輪船從國外抵達上海。滬軍都督府派葉惠鈞率領的商團承擔護衛孫中山的任務。[1]
孫中山抵達上海之前，商團原準備全副武裝迎接，但遭租界當局阻撓。商團遂派出代表與租界當局會商，商團的談判代表說：「孫中山先生為民黨領袖，不可不予以武裝保衛，如果租界當局強行阻止，民軍將武裝收回租界。」最後租界當局同意商團團員在衣襟內密藏短武器，列隊到輪埠迎接孫中山。孫中山下輪船之後，由商團護送到虹口靶子路（今武進路）趙同記扆虹園，由商團日夜護衛。隨後，孫中山赴南京，葉惠鈞率商團隨火車護送孫中山。[1]
1912年1月，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核心區的警衛隊均是由商團團員組成。總統府內的機關公務，如會計、庶務、交通、衛生等等，均由商團團員任職，總統府印鑄局局長則由鐫刻業商團負責人底奇峰擔任。葉惠鈞在總統府既負責護衛孫中山，又是總統府的大管家，協調商團團員各司其職。總統府各工作部門相繼成立之後，葉惠鈞被任命為通阜司（鐵道部的前身）司長。但葉惠鈞無意做官，遂謝絕任職，率商團返回上海。此後，葉惠鈞擔任李平書的助手，出任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總稽查兼材料處處長、商團公會副會長。[1]
二次革命之後
1912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遇刺，很快身亡。4月18日，國民黨在張園舉辦追悼宋教仁大會，逾萬人到會。葉惠鈞說：「今宋先生不死於革命未成之時，而死於共和成立之後，其中情形令人難以索解。今日諸君見宋君死事之慘，莫不傷心痛哭，但望諸君出此門，萬勿忘宋君慘死之苦，須人人擔負獲凶黨責任，俾死者得雪沉冤。」[1]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下令通緝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等人，並且要求上海租界協助。7月23日，上海租界當局取消孫中山、黃興、岑春煊、李平書、葉惠鈞、沈縵雲、王一亭等人在上海租界的居留權。同時，袁世凱密令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解散上海商團，收繳商團的槍械，查究商團領袖。多數革命黨人赴日本，葉惠鈞則躲藏在上海租界內。[1]
1914年7月，躲藏在租界的葉惠鈞被人發現，密報上海鎮守使鄭汝成，鄭汝成通令緝拿葉惠鈞。葉惠鈞無法繼續在租界居留，經過同業長義豆行等的資助，秘密乘船離開上海赴大連，後來在升源油糧號坐莊，採購油糧。[1]
1916年6月袁世凱病逝後，葉惠鈞回到上海，擔任上海市商會、上海縣商會董事。[1][2]1917年，上海正興起禁鴉片運動，章太炎、葉惠鈞等人發起舉辦中華國民禁煙大會，葉惠鈞出席大會並發表演講，要求政府廢除收買存土（鴉片）合同，並通電各省一致爭取。會後，葉惠鈞被推舉為北上請願代表。[1]
1919年，葉惠鈞組織上海雜糧公會，被推舉為會長。1920年，葉惠鈞又被推舉擔任豆米業公會董事長。此後，連年軍閥混戰，葉惠鈞除了擔任上海華商雜糧油餅同業公會會長之職外，不再涉足政治。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葉惠鈞支持民眾的反帝活動。1927年，葉惠鈞任上海特別市參事會參事。後來，葉惠鈞任上海商業整理委員會常委。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葉惠鈞支持上海市民救國義勇軍，反抗日本的侵略。[1][2]
晚年，葉惠鈞喜歡研究佛理。1932年7月15日，葉惠鈞病逝。黃炎培贈輓聯：[1]
平生赴義奮不顧身，蓋其天性大過人，更謝絕一分儻來，近市臣門清勝水。
時局於今危如累卵，信有民團堪救國，忍回憶廿年往事，揭竿戎服勇登壇。
高行鎮各界為紀念葉惠鈞在上海光復中立下的功績，將葉惠鈞誕生地的街名改為「惠康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