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熙增币又叫庆历增币，是1042年遼兴宗重熙年间（宋仁宗庆历年间），遼藉由北宋内外交困，迫宋增加对遼岁币。
1005年宋遼两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宋遼之间实现了长久和平。遼兴宗亲政以后，地位并不稳固，主要由于遼朝内部发生权力紛争，直至迎回法天太后，兴宗的地位仍不时受到威嚇；另一方面，宋朝于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内部财用匱乏，盜賊蠭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称帝，宋与西夏爆发长达三年的战争，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三战皆败，遼又借故迫使宋增加对遼岁输的金帛。最终宋在澶渊之盟所议定的输遼岁币基础上（银十万两、絹二十万匹），增加了岁币银十万两、絹十万匹。
交涉过程
遼兴宗決定图谋关南十县地，聽从张儉的建议[1]，于遼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遼一面在边界重兵压境，一面派遺南院宣徽使蕭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与北宋交涉，他们带去了遼兴宗致宋仁宗的信函，就以下四个问题对宋朝进行指责。
一，周世宗不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二，宋太宗进攻燕薊，师出无名；三，李元昊与遼有甥舅之亲，且早己向遼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四，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在提出各项指责后，还提出府将原遼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2]
遼本想对宋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外交攻势，但在遼使到来前一个月，北宋卻早已取得遼兴宗致书提出各项要求的底本，同时对遼聚兵幽薊、準备入侵也早有洞察，使宋有较充足的时间商量对策，但宋仍然处于被动。遼使刘六符在开封期间对宋朝官员口出狂言，声称宋经营塘濼（塘濼即在濼水边构堤设防，濼水在今山东境内）毫无用途，“一葦可航，投棰可平，不然決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3]宋朝翰林学士王拱辰指出：“兵事尚诡，彼誠有谋，不应以语敵，此六符誇言耳。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戎骑也。”[3]宋仁宗即命其复信，对遼方的指责予以駁斥：
一，指出景德元年（1004年）双方已确认前此诸細故“咸不置怀”。二，宋太宗进攻燕薊是因遼援北汉、阻撓宋朝统一所致，曲不在宋。三，瓦桥关南十县地，乃异代之事，故不应重提。四，西夏问题，宋方认为元昊先人早己“赐姓称藩，稟朔受祿”，现在僭号扰边，理应讨除，且事早先闻达于遼。五，关于遼朝指责宋“备塞隘路，閱集兵夫”，认为这是“边臣謹职之常”。六，最后提出，双方应令“缘边各守疆界，折书之外一无所求”。
由于宋仁宗缺乏坚定、明确的立场，他选定右正言知诰富弼为回谢遼方信使，除了复信外，又带去了妥协退让的口信。后富弼赴遼途中他怀疑国书与口信不一致，发书视察内容，果然不同。又驰还见仁宗。仁宗同意惠换国书。
六月，富弼与副使张茂实至遼朝，由于更换了国书，因此他们的使命不是回应遼朝的各项指责，而变成对遼表示妥协和退让。他们提出宋可与遼联姻，也可增加岁币，二者可择其一。遼方坚持割地，富弼不与。富弼劝遼兴宗与宋保持和好，说“虽虜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歟，抑人主当之歟？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4]他的话打动了遼兴宗，于是他又提出“议婚即不增岁币，不如增币对遼更有利。遼如能令夏国对宋臣服，则岁币增金帛二十万，不然则只增十万。”[5]
八月，富弼等人再次使遼，遼兴宗要求宋对遼输送岁币应称“献”，富弼认为此乃下奉上之词，不可用于两个对等的朝廷之间，且宋为兄，遼为弟，豈有兄献于弟之理。遼退而求“纳”，富弼亦坚決不从。兴宗见他不肯让步，再遣耶律仁先及刘六符使宋。富弼上奏不可答应遼方。但宋仁宗求和心切，聽从晏殊的主张，许称“纳”。
结果
遼国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皆有巨大的收穫。后遼兴宗为了实现答应宋朝增币以约束西夏的条件，于明年正月派遺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令西夏与宋讲和。
李元昊不满遼借宋夏战争牟利，开始侵扰遼朝边境，招誘部落，同时向宋称臣求和以避免两面受敵。而遼朝于1044年、1045年、1049年对西夏发动三次战争，皆败。增币之后，宋遼关系趋向緩和，而遼夏卻不时出现緊张。
参考文献
参考书籍
- 陶晉生，《宋遼关系史研究》，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