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唐朝《开元天宝遺事》记载：“宫中秋兴，妃妾輩皆以小金籠貯蟋蟀，置于枕畔，夜聽其声，庶民之家亦效之”。顾逢《负曝杂录·禽虫善斗》条云： 父老传：斗蛩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鏤像牙为籠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宋朝宰相賈似道整日和群妾蹲跪在地上斗蟋蟀，《类书纂要》曰：“賈似道于半閒堂斗蟋蟀。”更荒唐者賈还带蟋蟀上朝议政，甚至曾经发生蟋蟀自賈水袖内跳出，最后竟跳黏到皇帝胡须上鬧剧；賈似道还编写了一本“促织经”[1]，讲述自己养蟋蟀和斗蟋蟀的经验，《促织三拗》云：“贏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蜑有力，三也。”，昆虫学史专家邹树文称：“这个对于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不论其是宋或明，其记述之早均可称述。”[2]《促织经》也是世界研究蟋蟀的第一部专著[3]。
明朝斗蟋蟀的风气最盛，宣宗朱瞻基时家家户户皆捕养促织，斗促织场也比比皆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吴越浪子，有酷此戏，每賭胜负，輒数百金，至有破家者”。吕毖《明朝小史》记清秋吟蟋蟀：“早闻物华两个黄鸝鸣，宣宗酷爱促织之戏，遣使取之偶之意，又是博物史不记其斗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楓桥一糧等等。賈似道华博之有人。”
熊召政的《张居正》第二十九回曾以大量的篇幅描写当时的盛況，并提到调养之法：“用籬落上断节虫，再配上扁担虫，一起烘乾研和喂之，再用薑汁濃茶配以铜壶中浸过三日的童便作为饮品，如此调养七日，黑寡妇仍骁勇如初：”。蒲松齡所写《促织》为宣德皇帝寻蟋蟀，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蟋蟀相公》条称：“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賈积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
中国大陆一些城市有专门的蟋蟀协会，组织斗蟋大赛。斗蟋蟀这项运动有专门的器皿。
台湾的台南市新化区丰榮里，当地居民每年都会利用学校放暑假时，举办热鬧的“斗蟋蟀”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