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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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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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英語：Marxist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中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工具分析社會經濟制度（主要是資本主義社會）地理條件、過程和結果的研究範式[1]和流派[2]。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在地理學理論中開始產生重大影響；[2]到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馬克思主義方法成為批判人文地理學的主導方法[3]。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從對實證主義地理學的批判中誕生，建立了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英語：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4]和社會空間辯證法（英語：socio-spatial dialectic）[5]兩大理論，補充了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自然辯證法研究中對空間解釋的不足[6]，強調自然環境、空間關係和社會形態之間的辯證過程[7]。其研究範疇可歸入三個框架：政治經濟學分析、空間理論以及自然與環境問題[8]。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受結構主義思潮影響[9]:186-189，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流派，相較傳統地理學具有認知分析和社會批判的優勢，但也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關注, 不過是在西方知識界出現的挽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諸多努力之一[8]。

起源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緣起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的三大認識論理論流派上靠近結構主義[9]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很少正面論述地理學，但其歷史唯物主義著作中有着大量對歷史事件的地理學評論[10]，認為人與自然並不是各自獨立的王國，而是通過社會勞動來實現自然與社會的統一，同時還闡述了地理環境及其變化和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11]。

此後馬克思主義者常常會忽視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所包含的「地理學識」，但也有如魏復古將地理決定論重新引入馬克思主義等將馬克思主義與地理學理論相結合的嘗試[12]。到20世紀早期，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的研究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同基於地理空間的論題相結合[9]:189，體現結構主義思想開始同空間和區域研究相互滲透[9]:190，為此後的「空間轉向」探索了重要的理論路徑[13]。馬克思主義從時間邏輯到空間邏輯的轉換中，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14]，這為其後社會理論空間化運動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研究確定了認識論基礎。

地理學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時期

20世紀50年代，在實證主義和計量革命影響下，實證主義地理學誕生，並開始在社會層面（特別是城市規劃中）運用新的以實證主義、計量統計為核心的學科方法論[15]:161-164。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英語國家流行的實證主義地理學所研究的時代背景發生較大變動[15]:166，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滯脹」。而與此同時，實證主義地理學不顧甚至自覺遠離社會需求[16]，催生了激進地理學和其後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

1969年《Antipode》創刊號的出版標誌着激進地理學的誕生，隨後1973年大衛·哈維《社會正義與城市》首次明確提出激進地理學的理論架構和與實證主義空間科學的出發點[17][18]。1969 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舉辦的安·阿伯（Ann Arbor）會議上，屬於溫和改良派的底特律地理學考察隊和激進的左派《Antipode》期刊團隊互相和解並達成一致，激進主義運動正式固定下來[19]。

社會理論空間化運動時期

隨着後現代主義觀點的勃興，學術研究的空間轉向帶來的一個重要發展是社會理論的「空間化」趨勢[20]。「社會理論空間化運動」從80年代初一直延續到90年代，地理學者不滿足局限於馬克思主義的範式進行地理學研究，而是轉向以地理學理論（空間觀點）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並將批判性地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此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學派[21]。當馬克思主義本身成為地理學家不斷增多的批判性分析的議題時候，這種模糊的社會理論的空間化日漸突出[22]。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地理學及相關領域的許多批判性理論轉向後馬克思主義的框架[2][23]。這些框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許多基本要素，同時批評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的相關論點[2]。在這一階段人文主義地理學和女性主義地理學基於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再批判」亦有較大發展，前者批判馬克思主義為一種以結構，而非人類來體現社會目標的結構主義[24]，後者試圖整合階級和性別的問題[25]，開始向後現代主義靠攏。

研究內容

政治經濟學分析

內羅畢和紐約不同的城市景觀所表現的空間差異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把傳統的資本主義地理學解釋為更廣泛社會中政治和經濟關係及其過程的結果[26]。對空間上的不平等和提倡社區的描述記錄被批判和理論所取代。哈維由此認為，資本主義城市地理學可以看作是階級鬥爭和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的結果。在城市理論上，一些研究者開始將郊區化看作城市發展的明顯形式，並與社會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中的階級不平等和階級消費聯繫起來。

區域地理學中通過反工業化和勞動、資本及技術的組織變化而經歷了與城市地理學類似的轉變過程[8]。研究者認為資本的投資和積累以及經濟的擴張和衰退，都有其特定的時間節奏和地理邏輯，並開始關注全球尺度上的發展不均衡。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由於尋求空間上的穩定，在某些地方大量投資，而在其他地方大量回收資本，而在地理空間中產生分佈不均勻[27]。

交通運輸工具的改良，會絕對縮短商品的移動期間；但不同的商品資本…在流通時間上發生的相對差別，不會就此消失。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28]

馬克思的理論指出，資本的積累依賴「高度動態的空間在時間上的消亡」[29]。這個過程包括了交流力量和新建環境周期性產生的同步發展，但同時也包括了投資和建成環境之間的破壞性衝突，這種衝突為資本的擴張提供了新的機會。這種破壞性的過程，被後來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稱為"創造性破壞"。宏觀上，由於空間發展的不均衡，資本主義的地理學可以視為一個不斷建設和破壞的大漩渦[30]。

空間理論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對實證主義地理學和抽象空間分析提出了批判，這使得人們對地理學研究中的空間概念產生了質疑[31]。在地理學文獻中，抽象空間的概念通常佔據主導地位。然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批評了這種將抽象的空間形式和空間過程與其創造它們的具體社會過程分離的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稱為"空間崇拜"的這種思想轉變是指在地理學研究中僅關注空間形式和空間過程，而社會過程常常被忽視[32]。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空間觀點深受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的影響[33]，認為只有當地理研究與空間上發生的現象相聯繫，進行空間分析和研究才有意義。強調地理學研究應該關注空間現象與社會過程的相互作用，而不僅僅是空間現象本身。理查德·皮特認為地理學家需要創立一門空間辯證法[34], 但該提法由於肢解了辯證法而遭到了非議, 於是索婭提出了一個折衷的「社會空間辯證法」，將社會空間看作與事件和過程相關，認為社會空間不比自然空間優越[35]。

社會-自然關係理論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研究者認為愛爾蘭大饑荒爆發的原因更多在於由於英國政府所強迫的對單一作物的依賴[36]

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社會與自然間存在基本的相互聯繫，認為自然和社會不是完全分離的領域，而是在社會勞動的實現過程中相互交織。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引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是自然生產過程的一部分，並反對長久以來關於自然和人類社會對立二元的認識[37]。在社會-自然關係理論上，部分人主張地理學家應該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對應的地理唯物主義[38], 而另一部分如哈維具有代表性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論點則主張應採用更社會化的觀點看待自然[39]。

此外，許多地理學家也提出了理論化的或具體的環境建議[22]。主張將傳統環境地理學的焦點從人口依賴轉向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因素，包括經濟貿易、全球金融流動和政治權利的不平等模式。其反映地理學研究範圍的重新定義和擴大，強調社會經濟過程在形塑環境和空間關係中的重要性。

代表人物

大衛·哈維

主條目：大衛·哈維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大衛·哈維，其早年創作地理學實證主義學派重要著作《地理學中的解釋》，後轉向對實證主義批判的激進地理學，在其著作《社會公平和城市》中深入解釋了為什麼城市空間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西方經濟衰退的中心，並證明了一個城市的地理空間佈局正是大資本家為追求自己的經濟目標而造成的結果。[40]他以「空間」為研究核心和中心問題，在《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中運用空間的生產理論，建立歷史-地理唯物主義[41]。

威廉·邦奇

主條目：威廉·邦奇

相較於哈維的宏觀建構，邦奇的學術研究更偏向微觀改良[19]。同哈維一樣，其職業生涯早期對實證主義地理學的計量空間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於1968年組建底特律地理考察隊，主張地理學家的研究應該到貧窮的地方考察並為當地社區做出貢獻[42]。

現實影響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將地理學研究從傳統的計量和實證分析中解放出來，聚焦日常生活世界領域的實踐邏輯，強調個體和自我組織的集體智慧，為人文地理學具體空間意義的明確做出了重要貢獻[19]。但與此同時，以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為代表的激進地理學並未取代實證主義地理學[15]:167，後者仍然在20世紀後期發展出恢復區位理論的後實證主義地理學[22]:530。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方法論對中國的地理學，特別是城市研究領域影響深遠。在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中國化的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對現實實踐的關注是其重要切入點[43]。哈維於2016年訪問中國時認為雖然中國的城市化有其特殊性，但在本質上並不例外，仍然是資本全球積累的一部分，強調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統一性和連貫性[44]。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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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和方法
分支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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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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