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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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英语：Marxist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中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分析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地理条件、过程和结果的研究范式[1]和流派[2]。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理论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2]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成为批判人文地理学的主导方法[3]。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从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批判中诞生，建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英语：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4]和社会空间辩证法（英语：socio-spatial dialectic）[5]两大理论，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对空间解释的不足[6]，强调自然环境、空间关系和社会形态之间的辩证过程[7]。其研究范畴可归入三个框架: 政治经济学分析、空间理论以及自然与环境问题[8]。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受结构主义思潮影响[9]:186-189，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流派，相较传统地理学具有认知分析和社会批判的优势，但也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 不过是在西方知识界出现的挽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诸多努力之一[8]。

起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的三大认识论理论流派上靠近结构主义[9]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很少正面论述地理学，但其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有着大量对历史事件的地理学评论[10]，认为人与自然并不是各自独立的王国，而是通过社会劳动来实现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同时还阐述了地理环境及其变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11]。

此后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会忽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地理学识”，但也有如魏复古将地理决定论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等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理论相结合的尝试[12]。到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同基于地理空间的论题相结合[9]:189，体现结构主义思想开始同空间和区域研究相互渗透[9]:190，为此后的“空间转向”探索了重要的理论路径[13]。马克思主义从时间逻辑到空间逻辑的转换中，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4]，这为其后社会理论空间化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确定了认识论基础。

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时期

20世纪50年代，在实证主义和计量革命影响下，实证主义地理学诞生，并开始在社会层面（特别是城市规划中）运用新的以实证主义、计量统计为核心的学科方法论[15]:161-164。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英语国家流行的实证主义地理学所研究的时代背景发生较大变动[15]:166，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而与此同时，实证主义地理学不顾甚至自觉远离社会需求[16]，催生了激进地理学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1969年《Antipode》创刊号的出版标志着激进地理学的诞生，随后1973年大卫·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首次明确提出激进地理学的理论架构和与实证主义空间科学的出发点[17][18]。1969 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举办的安·阿伯（Ann Arbor）会议上，属于温和改良派的底特律地理学考察队和激进的左派《Antipode》期刊团队互相和解并达成一致，激进主义运动正式固定下来[19]。

社会理论空间化运动时期

随着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勃兴，学术研究的空间转向带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趋势[20]。“社会理论空间化运动”从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90年代，地理学者不满足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进行地理学研究，而是转向以地理学理论（空间观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并将批判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学派[21]。当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为地理学家不断增多的批判性分析的议题时候，这种模糊的社会理论的空间化日渐突出[22]。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地理学及相关领域的许多批判性理论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2][23]。这些框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基本要素，同时批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相关论点[2]。在这一阶段人文主义地理学和女性主义地理学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再批判”亦有较大发展，前者批判马克思主义为一种以结构，而非人类来体现社会目标的结构主义[24]，后者试图整合阶级和性别的问题[25]，开始向后现代主义靠拢。

研究内容

政治经济学分析

内罗毕和纽约不同的城市景观所表现的空间差异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把传统的资本主义地理学解释为更广泛社会中政治和经济关系及其过程的结果[26]。对空间上的不平等和提倡社区的描述记录被批判和理论所取代。哈维由此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地理学可以看作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的结果。在城市理论上，一些研究者开始将郊区化看作城市发展的明显形式，并与社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中的阶级不平等和阶级消费联系起来。

区域地理学中通过反工业化和劳动、资本及技术的组织变化而经历了与城市地理学类似的转变过程[8]。研究者认为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以及经济的扩张和衰退，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节奏和地理逻辑，并开始关注全球尺度上的发展不均衡。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由于寻求空间上的稳定，在某些地方大量投资，而在其他地方大量回收资本，而在地理空间中产生分布不均匀[27]。

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但不同的商品资本…在流通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就此消失。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28]

马克思的理论指出，资本的积累依赖“高度动态的空间在时间上的消亡”[29]。这个过程包括了交流力量和新建环境周期性产生的同步发展，但同时也包括了投资和建成环境之间的破坏性冲突，这种冲突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这种破坏性的过程，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为"创造性破坏"。宏观上，由于空间发展的不均衡，资本主义的地理学可以视为一个不断建设和破坏的大漩涡[30]。

空间理论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和抽象空间分析提出了批判，这使得人们对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概念产生了质疑[31]。在地理学文献中，抽象空间的概念通常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批评了这种将抽象的空间形式和空间过程与其创造它们的具体社会过程分离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称为"空间崇拜"的这种思想转变是指在地理学研究中仅关注空间形式和空间过程，而社会过程常常被忽视[32]。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空间观点深受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影响[33]，认为只有当地理研究与空间上发生的现象相联系，进行空间分析和研究才有意义。强调地理学研究应该关注空间现象与社会过程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空间现象本身。理查德·皮特认为地理学家需要创立一门空间辩证法[34], 但该提法由于肢解了辩证法而遭到了非议, 于是索娅提出了一个折衷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将社会空间看作与事件和过程相关，认为社会空间不比自然空间优越[35]。

社会-自然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者认为爱尔兰大饥荒爆发的原因更多在于由于英国政府所强迫的对单一作物的依赖[36]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社会与自然间存在基本的相互联系，认为自然和社会不是完全分离的领域，而是在社会劳动的实现过程中相互交织。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引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然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并反对长久以来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对立二元的认识[37]。在社会-自然关系理论上，部分人主张地理学家应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对应的地理唯物主义[38], 而另一部分如哈维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论点则主张应采用更社会化的观点看待自然[39]。

此外，许多地理学家也提出了理论化的或具体的环境建议[22]。主张将传统环境地理学的焦点从人口依赖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经济贸易、全球金融流动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模式。其反映地理学研究范围的重新定义和扩大，强调社会经济过程在形塑环境和空间关系中的重要性。

代表人物

大卫·哈维

主条目：大卫·哈维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大卫·哈维，其早年创作地理学实证主义学派重要著作《地理学中的解释》，后转向对实证主义批判的激进地理学，在其著作《社会公平和城市》中深入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空间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西方经济衰退的中心，并证明了一个城市的地理空间布局正是大资本家为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而造成的结果。[40]他以“空间”为研究核心和中心问题，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运用空间的生产理论，建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41]。

威廉·邦奇

主条目：威廉·邦奇

相较于哈维的宏观建构，邦奇的学术研究更偏向微观改良[19]。同哈维一样，其职业生涯早期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计量空间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68年组建底特律地理考察队，主张地理学家的研究应该到贫穷的地方考察并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42]。

现实影响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将地理学研究从传统的计量和实证分析中解放出来，聚焦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强调个体和自我组织的集体智慧，为人文地理学具体空间意义的明确做出了重要贡献[19]。但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为代表的激进地理学并未取代实证主义地理学[15]:167，后者仍然在20世纪后期发展出恢复区位理论的后实证主义地理学[22]:530。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方法论对中国的地理学，特别是城市研究领域影响深远。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对现实实践的关注是其重要切入点[43]。哈维于2016年访问中国时锐利地批判了中国“例外主义”的思维角度，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仍然离不开资本的全球积累，面临着现实存在的新都市问题[44]。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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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和方法
分支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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