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格里奇困境

科林格里奇困境（英語：Collingridge dilemma）是一種方法學上的窘境，即影響和控制技術的長遠發展所面臨的一個雙重約束困境（double-bind problem）：

1. 信息困境：一項技術的社會後果不能在技術生命的早期被預料到
2. 控制困境：當不希望的後果被發現時，技術卻往往已經成為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以至於對它的控制十分困難。這就是控制的困境。

當變化容易時，對它的需要不能被預測；當變化的需要變得明顯時，變化卻變得昂貴、困難和耗時間，以致難以或不能改變。這就是所謂科林格里奇困境。

這個思想最先由在阿斯頓大學的技術政策部門的大衛·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提出，記載於他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管理技術》（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一書中。這個困境是在技術評估（technology assessment）辯論中的一個基準參照點。

在由約翰·布羅克曼編輯的《這解釋所有事（This Explains Everything)》 中，技術評論家葉夫根尼·莫羅佐夫在解釋科林格里奇的思想時，引用了科林格里奇自己的一段話：「當一個容易的事情被改變時，結果將難以預見。而當需要做出明顯的改變時，改變的方法卻變得昂貴，困難和消耗時間。

在亞當·西艾奧的著作《步調問題，科林格里奇困境和技術決定論（The Pacing Problem, the Collingridge Dilemma &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一書中，科林格里奇困境是和科技管理中的」步調問題」相關的。 「步調問題」指的是科技創新的速度大大超過了法律和管理條例的更新速度的問題。 這個問題第一次在拉里·唐尼斯與2009年出版的《破壞定律（The Laws of Disruption）》一書中提出，其中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論述：「科技是成指數級增長的，但是社會，經濟和法律系統只會緩慢增長」。在西艾奧的論文中，他嘗試將兩種理論融合，提出了「科林格里奇困境只是另一種步調問題，但它相較於步調問題更強調於社會的影響因素，且它還可以看作是步調問題的隱形解決方案，即在新技術尚且稚嫩和可控的時候先發制人。

科林格里奇困境的一種解決方案是「預防原則」。凱文·凱莉（Kevin Kelly）將它定義為：一種新的發明在被它的開發者證明它不會對任何個人，集體，特殊群體，文化規範，或各種既存法律作出危害前不應該被社會所接受的思想。如果它沒有做到上述標準，這些新發明應該被禁止，閹割，改造，廢棄或無視。凱文·凱莉認為這種思想不明確且富有偏見，因為它極大增加了任何創新的門檻。據美國哲學家馬克思·摩爾（Max More）所說，預防原則「中好的一點是它阻止了科技的進步.......不是因為它走向了錯誤的道路，而是它沒有指出任何方向」。但是在1992年里約的環境和發展聲明中定義預防原則為「當出現有嚴重的，不可逆的傷害的風險時，即使它在經濟上非常划算，缺少完全科學確定性的理論也不應該被應用或應當被延後來防止環境惡化。所以任何構想在被證實其安全性前應當按兵不動，這個預防原則致力於將保護措施合法化，嘗試避免一項科技的提倡者因自身利益而延後其法律法規的建立，導致在出現實質性的破壞或傷害後為時已晚。

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解決方案不全是預防原則，而是通過「智能實驗和試錯」（Intelligent Trial and Error）審核，即決策制定層保持權力分散，將任何變化保持可控，技術和基礎設施的設計靈活，和大方向指向快速學習的同時儘可能低的保持潛在成本。科林格里奇提倡技術進步的速度應該維持在線性，使得技術進步的速度和人類學習的速度保持一致，防止出現技術被設計成和「智能實驗和試錯」審核對立的情況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