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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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部队
存在时期1931年11月[1]—1945年8月10日[2]
国家或地区 日本帝国
功能研究、实验、生产细菌武器
驻军／总部
  • 伪满洲国奉天（1931-1933）
  • 伪满洲国新京（1933-1945）
参与战役诺门罕战役
指挥官
著名指挥官若松有次郎

100部队（日语：100部队、100ぶたい）是日本关东军于满州设置的一支从事研究、制造和施行细菌战的军事单位，是关东军仅有的三支生化战部队（另外两者为“516部队”与“731部队”）之一[3]，也是日本细菌战体系的核心组成之一。

“100部队”主要业务是对驻满部队所拥有的军马提供防疫工作方面的协助，以及研究与生产消灭牛、羊、马匹各种牲畜和破坏小麦、裸麦、燕麦、蔬菜和稻米等植物的细菌，与生产用来直接攻击人类之细菌的“731部队”不同，偏向消灭敌国农业来间接打击其经济的手段[4][注 1]，其主要假想敌为苏联，也因此与职掌情报的关东军司令部第二部谍报课关系密切，也常在生产细菌的实验上与“731部队”交换资讯[4]。

历史

100部队的前身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成立于1931年11月，驻地为奉天，当时满州流行马鼻疽，关东军为预防军马染病而特别设立此一机构，第一任所长为兽医中佐小野纪道[6]。1932年8月，兽医中佐安达诚太郎继任第二任所长[6]。1933年2月16日，“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被改名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6]，并于年初迁至新京宽城子[7]，以为对民用马匹传染病进行病源、病理调查研究为主要业务，还前往疫病区采集菌苗加以保存[7]。根据安达在战后的供述，1933年4月，由于齐齐哈尔一带流行马的炭疽病，关东军认定应为苏联方面所实施的细菌战，故“关东军兽医部”部长渡边中指示病马厂：“关东军也须着手研究细菌，准备细菌战，病马收容所须马上成立细菌室……关于预算要多少有多少[1]”安达的“病马厂”也因此获得了10万元的经费，并很快建立了准备畜类细菌战的“细菌研究室”[8]。

1933年8月，兽医中佐高桥隆笃任第三任所长[6]。1935年8月至1937年7月，兽医大佐并河才三任第二任厂长[1]。1936年8月1日，经天皇秘密颁布敕令、透过陆军大臣的命令，以军令陆甲第七号的名义，关东军设立了以临时病马厂为基础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于8月3日组建完成[9][8][10]，又称“关东军马匹防疫部”[11]。并河才三接续其厂长职务至1939年7月，由兽医大佐高岛一雄接替为止，期间该部队迁至距新京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1937年9月1日，该部队设立了下属的研究机构——“大连出张所”，即“大连支队”（通称号为“满685部队”）[12]。“关东军马匹防疫部”也因领导人之姓而先后被被称作“并河部队”和“高岛部队”[11][8]。1939年6月至9月，该部队部分成员以“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名义参加诺门罕战役[12]。1939年8月，并河才三再次担任厂长[12]。1940年后，“100部队”于大连、海拉尔、佳木斯、拉古（1940年7月10日设置“牡丹江支队”，通称号为“满141部队”[12]）等地建立了所属的支队[13]。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参谋本部为配合同为轴心国的德国，准备入侵苏联远东地区，并以此发动了以演习为名目的动员计划——“关特演”，同时由关东军兽医部长的高桥中将代表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大将下达对苏准备发动细菌战之指令，也因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改称“关东军100部队”（通称号为“满100部队”）[8]，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用以隐匿发动细菌战的企图[14]。8月，兽医少将若松有次郎任“100部队”部队长，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因此1941年后，“100部队”又名“若松部队”[15]。为筹划对苏细菌战，“100部队”开始大量培养鼻疽菌、炭疽热、赤穗菌、斑驳菌、牛瘟和羊痘等各种消灭动植物的细菌，并强化原设于拉古和大连的支部，再于安东、东宁、克山、鸡宁等地成立马匹防疫部队单位，作为苏日战争开始后展开细菌战之据点[16]。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日美开战，进攻苏联的计划化为泡影，但“100部队”为此设立的据点并未废除，其作用反而转为日后进行战略性撤退时用于毒毙满洲西北部家畜与作物的据点[17]。之后的时间里，“100部队”便致力于各种细菌的增产，而在1943年12月，高桥中将巡视了“100部队”，认为当前的细菌产量不足以达成毒毙动植物的目标，下令进行增产研究。根据其计划，“100部队”能在设备充足的情况下一年生产1公吨的炭疽热菌、500公斤鼻疽菌和100公斤锈菌，最困难的赤穗菌也达到年产量100公斤[17]。截至1944年3月底，“100部队”已制造出了炭疽热菌200公斤、鼻疽菌100公斤、锈菌20到30公斤[2]。“100部队”也多次在苏满边境以“作战演习”为名进行细菌实验，如1942年7、8月派出由村田少佐率领的远征别动队，前往位于海拉尔以北150公里的三河区，分别于河流和地面投放鼻疽病菌和炭疽热细菌[18]。1945年3月，因战局变化，“100部队”将通称号改为德字“第25207部队”[12]。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入侵满洲，随即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官员朝枝繁春奉命要求关东军司令部销毁细菌战痕迹。9、10两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签署命令：将“100部队”及各支队统统消灭，各该部队人员撤退到朝鲜[19]，“100部队”成员仓促地焚毁营地和机密文件，并往南方逃亡，但有部分成员仍被苏军俘获，由此“100部队”秘密从事的细菌战才被公诸于世[20]。

战后，苏联召开“滨海州军管区战争犯罪军事审判”（又名“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审判”）审判数名“100部队”成员，并分别处以十多年不等之有期徒刑（见下节）[21]。另外，“100部队”离开满洲后，在当地留下了大量的致命菌，还放出大量染有病菌的动物[22]，因此不仅大量当地民之牲畜受害，还从1946年起连续七年在吉林省的榆树、永吉等县市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23]。1947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贵、安广、镇贵、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高达9000多人，死亡者则有7500余人[23]。

组织结构与设施

“100部队”营区平面图。

“100部队”在运作上，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管辖，最高责任者即关东军兽医部长，而实际领导者为“100部队”的部队长（以及其前身组织的“厂长”）[24]。“100部队”组织庞大严密，分工精确，其成员涵盖许多化学家、植物学家、细菌学家、兽医和艺、解剖方面的各种专家，约有600至800人之间的日籍工作者和研究员，以及300名中国劳工，运作经费主要来源有二——陆军省拨给该部队的人员给养费用，以及陆军省拨给关东军制造防疫药品的经费，也可于必要时追加拨款，以现存的1944年资料纪录得知“100部队”全年经费为160万日圆，其中人事费和一般防疫经费为60万，而细菌武器的研究制造费用则由关东军司令部第二部提供，总额约100万日圆[25]。

“100部队”分作五个主要部门：[26][12]

  1. 总务部：负责部队的营运，统筹全局、人事、后勤、医疗和卫生等工作，下属若干分部（如研究分部、设计分部），也管辖占地约60公顷的场、20公顷的牧场和专用于试验对动物的疫菌用于人体效果的禁闭室，这间禁闭室关押从朝鲜、满洲、蒙古和苏联各地抓获的实验者，大多数人受验后即遭到杀害[27]。
  2. 第一部：负责研究关东军各部队军马与其他军用动物（如骡、犬等）的血清，用于医疗诸如鼻疽、瘫疽、传染性贫血等动物疾病，关东军各军下辖的“军马防疫厂”也是由第一部提供指导和协助，人员为30至40名。
  3. 第二部“生产部”：负责各种细菌研究和制造，是“100部队”的主要部门，编制人员150至200名（成立初期为军官20名、科学工作人员30名、技术人员50名），下分成六个课：
    1. 第一课“细菌课”：由西田少佐和实验员山口领导，进行对炭疽热与鼻疽细菌的研究，另外还有由高秋大尉领导，研究大量陪洋牛疫、鼻疽、炭疽和羊痘等细菌之方法。
    2. 第二课“病理学课”：研究动物的鼻疽病和炭疽病。
    3. 第三课“临床实验课”：管理大量用于实验的牛、马、羊等动物。
    4. 第四课“有机化学课”：负责流行性疫菌、毒物的研究和生产。
    5. 第五课“植物学分课”：研究如何以最有效方法传染和破坏植物之细菌病毒的方法。
    6. 第六课：自1943年12月高桥兽医中将巡视后，为提高细菌生产能力而特别多设的一课，专门研究如何大量生产细菌、以细菌战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方法，人员编制为40至60名。
  4. 第三部：制造预防、治疗用的血清和疫苗，也负责关东军各种动物的防疫工作，下设三科：第一科生产鼻疽、炭疽、腺鼠疫的血清、第二科则研究狂犬病毒、第三科则管理该部的马厩。第三部人员共约100人。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员藤井志津枝在著作中则记述第三部为“庶务部”，下辖六课，负责部队各项杂务工作[24]。
  5. 第四部：名为“资材补给部”，负责管理关东军军马防疫所需的资材，以及豢养大量实验用的啮齿动物，成员有20至30人[注 2]

“100部队”的营地由日军以低于市场十倍的价格大量收购而建[29]，与多个日本军营相邻，包括关东军“59部队”、“63部队”、“77部队”、“376部队”、“132部队”、“898部队”等，这些兵营群占地约方圆数十公里，而100部队所占面积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000米，面积达50万平方米，其中马饲养房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四大部门均有各自的马厩。第二部作为核心部门，其主楼为长60米宽、20米的三层楼房，共三处办公场所，第三部占有一处办公地点，主楼由本部与一部、二部四科共用。四部配有仓库四座，用于储备物资材料。马厩与办公楼之间设有隐蔽的解剖室另外还有卫兵所、车库、医务室、食堂等设施[30][31]。

部分人员列表

  • 并河才三：1895年生，盛冈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原兽医，任100部队第一任部队长（1933年至1936年8月）、第三任部队长（1940年3月至1941年6月）[21]
  • 高岛一雄：1887年生于日本群马县，原兽医，任100部队第二任部队长（1936年8月1日至1940年3月）[21]
  • 若松侑次郎：1897年生于日本东京，东京帝国大学兽医科毕业，任100部队第四任部队长（1941年至1945年），战后因提供细菌武器研究资料而得到美军的庇护。1977年病逝[21]。
  • 安达诚太郎：1896年生于日本三重县，东京帝国大学兽医科毕业，曾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所长，筹建过宽城子病马收容所细菌研究室，并招募大量林学校学员充实“100部队”之规模。日本投降后，安藤潜逃至哈尔滨在东北学院担任兽医教授。1950年，中国官方调查细菌战部队时被捕，监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被遣返回日本[21]。
  • 三友一男（胜雄）：1924年生于琦玉郡秩夫县，农业学校毕业，于1941年4月加入“100部队”，之后担任第二部六课工作员，后于1945年8月被苏军俘虏，1949年12月，“滨海州军管区战争犯罪军事审判”判处有期徒刑15年[21]。
  • 平樱全作：1916年生于日本石川郡金泽城，东京医科大学兽医系毕业，1942年7月加入“100部队”，后于1945年8月被苏军俘虏，1949年12月，“滨海州军管区战争犯罪军事审判”将其判处有期徒刑10年[21]。
  • 山口文二：100部队第二部实验员、兽医少佐[21]。
  • 佐藤秀之：100部队兽医教官[21]。
  • 高桥义夫：100部队研究工作员[21]。
  • 井田清：北海道大学毕业，原东京帝国大学附属传染病研究所职员，后加入“100部队”担任细菌研究技师[21]。

与“731部队”之地位差异

作为与“731部队”并为日本陆军的两大细菌部队，“100部队”之地位远较前者低下，如其年经费为160万元，但前者却是1000万元；“100部队”的孟家屯营地规模也远逊于“731部队”庞大的厂房群；“100部队”人员规模最大约800人，而“731部队”则高达3000人；“100部队”部队长仅为少将军衔，而“731部队”部队长却是中将；“100部队”的细菌战网路仅局限于东北一隅，而“731部队”却是发展到华北（“1855部队”）、华中（“1644部队”）、华南（“8604部队”）乃至南洋（“9420部队”）皆有分支部[19]。究其地位差异之原因，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认为，主要还是因为日本陆军认为以细菌毁灭作物或牲畜远不如直接用来攻击敌军或人民来得重要，又或者“100部队”缺乏如“731部队”有如石井四郎这种较为积极的细菌战思想家和军事细菌学家[19]。

相关条目

注释

  1. ↑ 根据高桥中将的证词，“100部队”同样也有研究包含鼠疫、霍乱、伤寒等可对人类致命之病菌，并试图以此引起瘟疫[5]。
  2. ↑ 藤井志津枝在著作中则记述第四部为教育部，训练人员从事对各军用兽的防疫工作和细菌战[24]。1950年2月14日《长春新报》的报导则指出教育部为第五部，又名“531部队”[28]。

参考文献

引用

  1. ↑ 1.0 1.1 1.2 陈致远（2017年），第2页
  2. ↑ 2.0 2.1 陈鹏（2016年），第75页
  3. ↑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39页
  4. ↑ 4.0 4.1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41页
  5. ↑ 金成民（2008年），第290页
  6. ↑ 6.0 6.1 6.2 6.3 张玉雪（2017年），第42页
  7. ↑ 7.0 7.1 王文锋（2017年），第114页
  8. ↑ 8.0 8.1 8.2 8.3 陈致远（2017年），第3页
  9. ↑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51页
  10. ↑ 张玉雪（2017年），第42-43页
  11. ↑ 11.0 11.1 王文锋（2017年），第115页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陈鹏（2016年），第72页
  13. ↑ 郭成周 & 廖应昌（2007年），第171页
  14. ↑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95页
  15. ↑ 陈致远（2017年），第4页
  16. ↑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45页
  17. ↑ 17.0 17.1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46页
  18. ↑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262-263页
  19. ↑ 19.0 19.1 19.2 陈致远（2017年），第15页
  20. ↑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46-147页
  21. ↑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金成民（2008年），第302-303页
  22. ↑ 陈鹏（2016年），第76页
  23. ↑ 23.0 23.1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271页
  24. ↑ 24.0 24.1 24.2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43页
  25. ↑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44页
  26. ↑ 藤井志津枝（1997年），第142-143页
  27. ↑ 金成民（2008年），第295页
  28. ↑ 陈致远（2017年），第7页
  29. ↑ 金成民（2008年），第294页
  30. ↑ 陈鹏（2016年），第73页
  31. ↑ 郭成周 & 廖应昌（2007年），第172页

来源

  • 郭成周; 廖应昌 (编). 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上 第2版.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40209407 （中文）. 
  • 金成民. 日本军细菌战.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7079084 （中文）. 
  • 藤井志津枝. 七三一部队 : 日本魔鬼生化战的恐怖. 台北市: 文英堂出版社. 1997. ISBN 957881108X （中文）. 
  • 王文锋.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研究.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7, (4) （中文）. 
  • 王玉芹. 日军第一〇〇部队与细菌战. 学理论. 2015, (20). ISSN 1002-2589 （中文）. 
  • 陈致远. 侵华日军100部队研究. 军事历史研究. 2017, (2). ISSN 1009-3451 （中文）. 
  • 陈鹏. 日本关东军细菌战主力第一〇〇部队兴亡之探析.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6, (9). ISSN 1008-598X （中文）. 
  • 张玉雪. 关于“满洲第一〇〇部队”的几个问题.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6). ISSN 1009-5101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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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与诉讼
纪念与延续
另见：日军战争罪行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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