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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Zi zhi tong jian by sishmaguan.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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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说明=資治通鑑殘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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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说明 = 資治通鑑殘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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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名 = 《資治通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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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名 = 《通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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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者 = [[司馬光]]（1019年－1086年） |
| 撰者 = [[司馬光]]（1019年－108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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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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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 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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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年代 = [[北宋]]（1071－1086年） |
| 成書年代 = [[北宋]]（1071－108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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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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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數 = 294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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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 [[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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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 |
| 题材 = 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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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中国著名古典編年史<ref name=明>{{cite book |chapter=〈標點資治通鑑說明〉 |title=《資治通鑑》（全二十冊） |authors=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 |year=1956 |publisher=中華書局 |location=北京 |isbn=7-101-00183-1}}</ref>{{rp|1}}、[[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作者司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根據大量史料，花19年時間，才把從戰國到五代這段錯綜複雜之歷史寫成年經事緯之巨著<ref name=明/>{{rp|1}}。《通鑑》採用資料，除正史以外，所採雜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種<ref name=明/>{{rp|1}}。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曹魏蜀漢東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書]]中有重要的地位。《通鑑》一向為歷史學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寫成同樣體裁之編年史，在中国的歷史編纂學上曾起過巨大影響<ref name=明/>{{rp|1}}。 |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中国著名古典編年史<ref name=明>{{cite book |chapter=〈標點資治通鑑說明〉 |title=《資治通鑑》（全二十冊） |authors=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 |year=1956 |publisher=中華書局 |location=北京 |isbn=7-101-00183-1}}</ref>{{rp|1}}、[[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作者司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根據大量史料，花19年時間，才把從戰國到五代這段錯綜複雜之歷史寫成年經事緯之巨著<ref name=明/>{{rp|1}}。《通鑑》採用資料，除正史以外，所採雜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種<ref name=明/>{{rp|1}}。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曹魏蜀漢東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書]]中有重要的地位。《通鑑》一向為歷史學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寫成同樣體裁之編年史，在中国的歷史編纂學上曾起過巨大影響<ref name=明/>{{r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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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ref>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ref>，“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ref>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ref>，“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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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以史為鏡）<ref>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四》對「資治通鑑」有詳細的闡釋：“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御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ref>。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ref name= |
書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以史為鏡）<ref>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四》對「資治通鑑」有詳細的闡釋：“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御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ref>。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ref name="毀">《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初，瓘（[[陳瓘]]）為太常博士，時[[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鑒》；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制序文以問，二人議沮，遂得不毀。”</r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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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ref>《[[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ref>，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ref>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朝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张须考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陈光崇在《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一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认定为339种，周徵松在《<资治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与陈光崇、高振铎二先生商榷》一文中认定为356种。</ref>，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泌|李鄴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鑑》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鄴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ref>[[袁枚]]：《随园随笔·诸史》</ref>。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 |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ref>《[[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ref>，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ref>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朝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张须考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陈光崇在《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一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认定为339种，周徵松在《<资治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与陈光崇、高振铎二先生商榷》一文中认定为356种。</ref>，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泌|李鄴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鑑》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鄴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ref>[[袁枚]]：《随园随笔·诸史》</ref>。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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