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修订间差异

'''康雍乾盛世'''是指[[清朝]]从[[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经济繁荣的局面，亦可指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嘉庆]]四年（1799年）這一段时期{{RefTag|1 = 郭成康 等：《康雍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版}}。

康雍乾盛世在学术界上也颇具争议，学界对于盛世是否存在及盛世的定义尚存不同见解{{参|李强, 徐康宁, 魏巍《“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 , 2013 (1) :62-71}}。有說法认为康乾盛世虽被称为盛世，但是纵观该时期几乎是民变迭起，而且规模也愈来愈大{{参|高翔《清帝国的盛衰之变》，《决策与信息》 , 2005 (z1) :131-133}}{{参|name=否定|谷苞，《苏四十三所领导的是民族起义,而不是宗教圣战》，《西域研究》 , 2004 (2) :69-73}}，特别是后期爆发的[[苗民起义]]与[[川楚教乱|白莲教大起义]]给予了清朝统治以有力的打击，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盛世的说法{{参|秦平《嘉庆皇帝治教策略研究》，《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6 , 28 (2) :61-64}}{{参|岑大利，《再论中国古代的盛世》，《党政视野》 , 2016 (2) :73-73。}}，然而有历史学家如欧阳泰（Tonio Andrade）指出，从1300年到1750年，中国和欧洲发生的战争数量相比而言大致相当，1750年后至1839年是「清朝大和平时期」，儘管该时期民變不断，且当中部分规模较大，但是与以往大部分时期的中国历朝历代相比，在「大和平时期」发生战事的频率和数量较少{{reftag|name = "Bryan"|{{cite web|author1=Miles Bryan|title=The Age of Gunpowder|url=http://www.reed.edu/reed_magazine/june2016/articles/features/gunpowder.html|website=Reed Magazine|date=2016|accessdate=2018-03-20|||}}}}，此外，有說法认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盛世不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在康雍乾时期，自[[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中原地区沒有战争，整个国家也沒有长期和大型的战事导致社会受到破坏，因此社会得以安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RefTag|name="戴逸2"}}。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趨安定，但人丁与地畝的载册数增加遲緩。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夠彻底以及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貧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参考|1={{Cite book|author=庄吉发| publisher = 学生书局 | year= 1985年 |title=《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pages=第69頁}}}}。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徵收丁银的固定总額，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稅。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采取[[攤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稅]]（丁稅），并入[[土地稅]]内。這使得[[无产者]]沒有纳稅负担，而[[土地主|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減緩[[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参考|name="清朝前期的人口增长与人口压力"|1={{Cite book|author=丁光玲| publisher = 复兴崗学报 民93，82期385-414 |title=[http://www.fhk.ndu.edu.tw/mediafile/833/fdownload/249/184/2009-12-1-0-12-48-184-nf1.pdf《清朝前期的人口增长与人口压力（1644〜1820）》]}}}}。

有說法认为清朝人口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美洲]][[作物]]的输入，又由于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故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参|董平，《番薯造就盛世，盛世开发番薯》，《中国社区医师》，2008年24期}}，然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指出，清朝中期[[玉米]]、[[番薯]]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清朝中国数亿人口的主要糧食仍然是传统作物{{refTag|1=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 ——兼评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南方周末，2013-11-02}}。历史地理学家韩茂莉亦指出将康乾盛世归功于南美作物这一提法缺乏事实依据，尽管玉米、甘薯传入中国，对农业、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没有达到绝对优势，传统粮食作物依然是农作物中的主流{{refTag|1=「高产作物引入中国，对于近300年以来社会进步与人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究竟有多大？玉米、甘薯未引进之前，南方水稻，北方旱地作物粟、黍、冬小麦以及高粱拥有用地与产量的优势，玉米、甘薯传入中国经历了两三百年的传播与环境选择，至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的统计中，留下这样的占地比例，就玉米而言，其中安徽、察哈尔、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宁夏、热河、山东、绥远、云南、浙江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甘肃占地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全国仅7个省玉米占地面积在农田总量中超过10%，但也没超过20%。就甘薯而言，察哈尔、宁夏、青海、甘肃、山西占地面积近于零，其他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贵州、云南占地为1%，江苏、湖北、浙江占地2%，江西、广东占地3%，湖南占地5%，福建、广西占地6%。所有这些统计说明，尽管玉米、甘薯传入中国，对农业、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没有达到绝对优势，那些传统粮食作物依然是农作物中的主流，因此将康乾盛世归功于南美作物，这一提法缺乏事实依据。」于淑娟《美洲来的玉米番薯创造了康乾盛世？》，澎湃新闻，2015-05-31}}。另一方面，在盛世期间，民能夠进食肉类的机会亦比以往的朝代有所增加{{refTag|1=张研《18世纪前后清朝农家生活消费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