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黨爭：修订间差异

'''新旧党争'''是[[北宋]][[宋神宗|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繞在[[王安石變法]]的執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

[[宋神宗]]力图改革[[宋仁宗]][[庆历新政]]以来遺下的弊端，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是为[[王安石變法]]。新政雖切中時弊，实行上有些问题，且得罪朝中[[保守派]]大臣的既得利益，遭到旧党极力反对。旧党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軾]]等，[[王安石]]唯有晉用[[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絳]]等新人，予以抗衡。

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變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新党支持[[王安石]]的新政，旧党反对新政。两派[[官吏]]互相攻击，一得勢就貶斥另一派[[士大夫]]，最终新党因皇帝的支持推行而获勝，但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穩定，也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頗大影響。先后持续五十多年，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最初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曾轻言：“閩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ref>《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ref>由于新、旧两党更迭執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時行時廢，臣民无所適從。

[[元丰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在位十八年的[[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在[[宣仁太后]]主导下，以[[司马光]]专权，因带有个人情緒的報复，致力于尽罷新法，所謂「[[元祐更化]]」，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迫害貶职。[[蔡确]]、[[章惇]]等被貶至[[嶺南]]（今[[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党争仍无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两党，得勢旧党又分成三派：

* 元祐党人-得勢-反对變法

** 蜀党（[[蜀学]]）-[[苏軾]]、[[苏轍]]、[[呂陶]]、[[上官均]]

* [[熙宁|熙丰党人]]-失勢-支持變法

洛党[[朱光庭]]、[[賈易]]等攻击苏軾誣衊[[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以为是对先皇不敬。這時[[呂陶]]、[[上官均]]挺身而出为苏軾辯护，史称[[蜀洛党争]]。至此党争僅淪为意气之争，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

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入[[汴京]]，拜[[尚书省]]左[[僕射]]兼[[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紹述」，意为继承父业，除[[曾布]]为[[翰林学士]]，晉[[张商英]]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清洗]]，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夺了[[司马光]]、[[呂公著]]等人的贈官[[諡号]]，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流放]]或[[罷黜]]，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但在[[公家]]事务上，章惇甚为正派，未曾以官爵私其亲信。

[[宋徽宗]]即位后，临朝聽政的[[向太后|欽圣太后]]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宰相]]，试图化解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亲政后，起用[[蔡京]]，恢复新法，但蔡京奸险不堪，与[[宦官]][[童貫]]等勾结，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等309人定为奸党，碑上有名者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名单上诸臣后代通婚；结果忠良尽去，国事不堪闻问，加速北宋覆亡。

== 影響 ==

[[余英时]]说：“党争是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ref>《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74页。</ref>，又說“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ref>《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76页</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