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之學: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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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 ===
=== 晚清 ===
19世纪前期,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憂患意识加深,经世之学重新兴起,并扩大为救国救时的学问。<ref>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頁167。</ref>-{乾}-、嘉时期的士大夫热衷刊印集,道光时官员则大多出版时政著作。<ref>林满红:《银綫》,頁12。</ref>自1825年,[[魏源]]和[[贺长齡]]编《[[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晚清经世之学的划时代文。<ref>余英时:“经世致用”条,頁431。</ref>全书分为学术、“治体”(朝廷)和清朝[[六部]]事务三大部份。<ref>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頁78。</ref>咸丰年间,[[张鵬飞]]刊行《皇朝经世文补编》,补充[[魏源]]原书。其后饒玉成(1882)、[[葛士濬]](1888)及[[盛康]](1892)都分别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三书皆120卷,沿用[[魏源]]之书的体制。[[葛士濬]]一书在[[六部]]事务后特加“[[洋务]]”20卷,<ref>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頁78-79。</ref>经世之学超出传统限制,扩展到西学。[[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也受当时经世之学影响。<ref>余英时:〈孙逸仙的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頁251-252。</ref>
19世纪前期,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憂患意识加深,经世之学重新兴起,并扩大为救国救时的学问。<ref>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頁167。</ref>-{乾}-、嘉时期的士大夫热衷刊印集,道光时官员则大多出版时政著作。<ref>林满红:《银綫》,頁12。</ref>自1825年,[[魏源]]和[[贺长齡]]编《[[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晚清经世之学的划时代文。<ref>余英时:“经世致用”条,頁431。</ref>全书分为学术、“治体”(朝廷)和清朝[[六部]]事务三大部份。<ref>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頁78。</ref>咸丰年间,[[张鵬飞]]刊行《皇朝经世文补编》,补充[[魏源]]原书。其后饒玉成(1882)、[[葛士濬]](1888)及[[盛康]](1892)都分别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三书皆120卷,沿用[[魏源]]之书的体制。[[葛士濬]]一书在[[六部]]事务后特加“[[洋务]]”20卷,<ref>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頁78-79。</ref>经世之学超出传统限制,扩展到西学。[[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也受当时经世之学影响。<ref>余英时:〈孙逸仙的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頁251-252。</ref>


甲午战争后,更多经世著作问世,如陈忠倚(1898)《皇朝经世文三编》、邵之棠(1901)《皇朝经世文统编》、何良棟(1902)《皇朝经世文四编》、求是齋(1902)《皇朝经世文三编》及麦仲华(1902)《皇朝经世文三编》。<ref>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頁79。</ref>
甲午战争后,更多经世著作问世,如陈忠倚(1898)《皇朝经世文三编》、邵之棠(1901)《皇朝经世文统编》、何良棟(1902)《皇朝经世文四编》、求是齋(1902)《皇朝经世文三编》及麦仲华(1902)《皇朝经世文三编》。<ref>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頁79。</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