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修订间差异

'''改土归流'''又稱'''土司改流'''、'''廢土改流'''，是指[[朝廷]]廢除原來統治[[少數民族]]的[[土司]]，派任[[流官]]。始於[[明朝]]初期的[[永乐]]年间<ref>永樂十一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因爭地叛亂，互相廝殺。亂事平定後，於當地設置貴州布政使司，揭開改土歸流的序幕。播州之役後，明朝政府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以播州宣慰司設遵義、平越二府。遵義府入隸四川，平越府入隸貴州。</ref>，到[[清朝]][[雍正]]年间大规模实行。

[[土司]]制度是在[[唐朝|唐]][[宋朝|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数民族的[[世襲]]首领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以进行间接统治；由於朝廷實力不夠，[[敕]][[詔]]命令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實施<ref>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恭谢圣恩，敬陈愚悃事》折：“查云南土官多半强豪，所属苗民悉听其指使，残暴横肆，无所不为。其土官懦弱者，凶恶把目，为害尤甚，不但目无府州，亦并心无督抚。”</ref>。

有些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ref>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折</ref>。甚至土司家族內部發生[[械鬥]]或是[[戰爭]]：[[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彝族]]禄氏家族因争夺土府继承权，互相残杀。

为了完全控制西南[[少數民族]]，以解決土司割据的积弊的名義，[[明朝|明]][[清朝|清]]两朝的[[君主]]，开始酝酿解决这个问题。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ref>黄现璠《壮族通史》</ref>。

[[清朝|清]][[雍正]]时期，国力强盛，朝廷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ref>鄂尔泰《改土归流疏》：“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指土司）渐次擒拿，懦弱昏者（亦指土司）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就绪。”</ref>，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ref>[[雍正]]四年四月初九日，《请肃清顽苗，以靖边方事》一折中说：“总之，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然恩非姑息，威非猛烈，到得用着时必须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在犯，则威仍是恩所全实多。”</ref>。广顺长寨土司向官兵挑衅，竟遭到清軍毁灭性的打击，设长寨厅（今[[贵州省]][[长顺县]]）。

雍正八年（1730年），镇沅流官[[刘起元]]贪婪无度<ref>[[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二中载：“夷民之马，上者官索之，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无不嬲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输抽，以为过税；旧时酋目向来自贵，今见工匠，务须下马，迟则捶楚；加之大关通判刘镇宝丈量田地，苛刻为能，教授李焜管督城工，迂疏繁碎，于是远近夷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ref>，乌蒙土目禄万福在[[乌蒙镇]]发动[[兵变]]，刘起元逃至荔枝河被杀，[[滇]][[黔]][[蜀]]三[[行省]]接壤处的土司群起响应。鄂尔泰下令[[士兵]]穷追严剿，“分兵穷搜，务获得魁，尽屠丑类”，镇压之時，將所有的土司戮殺殆盡；最後招民垦种，“给予田地、耕牛、谷种，俾得各安其业”。至[[乾隆]]初年（1736年），会泽“民夷商贾，四方辐辏，食货浩穰”。

改土归流涉及的地区和民族有[[滇]]、[[黔]]、[[桂]]、[[蜀]]、[[湘]]、[[鄂]]省的[[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白族]]、[[傣族]]等。实行改土归流之前，云南土司有47家<ref>《道光云南志钞·土司志》</ref>。实行改土归流之后，不但以漢族為主導的中央集权的朝廷统治得到了加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地位被毀滅性地打擊，[[漢化]]也进一步加快。[[中華民國]]時期，少数地区虽然还残存土司制度，其作用和影响也已大大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自此彻底废除土司制度<ref>秦中应 《建国以来关于“改土归流”问题研究综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6期。</ref>。

* [[特別行政區]]

*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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