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条目介绍的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其他同名事物，请见“钓鱼台（消歧义）”。| 钓鱼台与养源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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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 |
| 所在 | 北京市海淀区 |
| 分类 | 古建筑 |
| 时代 | 清 |
| 编号 | 3-38 |
| 登录 | 1984年 |
钓鱼台国宾馆是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国宾馆，坐落于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公园东侧，包含古代皇家园林及现代国宾馆建筑群。金章宗完颜璟（1190年至1208年）曾在此筑台垂钓，因而得名“钓鱼台”，迄今已有800馀年历史。至清朝，乾隆皇帝敕命疏濬玉渊潭并在此兴建行宫，收为皇家园林。现代的国宾馆园区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8年至1959年在古钓鱼台风景区基础上扩大修建，作为来访贵宾的下榻及会晤、会议场所，与位于西城区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相同。钓鱼台国宾馆位于北京西部阜成门外，玉渊潭东侧，阜成路与三里河路交汇的西南侧。
国宾馆园区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总面积4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湖水面积5万平方米。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地标有海军总医院、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广播电视塔、中央电视台、中华世纪坛、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军事博物馆、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港澳办等。
历史
皇家园林及行宫
金代章宗皇帝（1190年至1208年）完颜璟曾在此筑台垂钓，“钓鱼台”因而得名[1]。据《日下旧闻考》，“钓鱼台在三里河西里许，乃大金时旧迹也。台下有泉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帝京景物略》：“出府城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有泉地涌出，古今人因之。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2]
清朝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将金代鱼藻池旧址滩疏濬成湖，引来香山之水，通至阜成门外护城河，此湖即为“玉渊潭”；乾隆三十九年，敕造钓鱼台，皇帝并题写“钓鱼台”三字[3][4]。
兴建国宾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隆重庆祝建国10周年，接待来华参加国庆的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于1958年选址古钓鱼台风景区，责成外交部组织、筹划、营建国宾馆，并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5]。
经一年多努力，于1959年建成17栋接待楼，全部是二层青砖红瓦楼房[6]。各楼从中心湖南侧起始，沿逆时针方向，其中为体现大小国平等对待，迎合中国当时对外政策不设“一号楼”，由“二号楼”编号至“十八号楼”，其中为尊重外国习惯，不设“十三号楼”；而为尊重中国传统，以“芳菲苑”替代“十七号楼”称呼，以“八方苑”替代“四号楼”称呼[7]。钓鱼台国宾馆于1959年国庆庆典前夕启用，以后陆续有扩建修葺。钓鱼台国宾馆环境宁静幽雅，楼台亭阁间有绿荫花卉、林木石桥，古典情调与现代建筑和谐结合。
“文革”时期
1966年初，彭真（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曾在这里组织写作班子起草《二月提纲》。文革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14号楼、16号楼），而康生（8号楼）、陈伯达（15号楼）、江青（先5号楼，再11号楼，后10号楼）、张春桥、姚文元（9号楼）、关锋也都集中住在这里，于是它就成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办公、生活二合一的驻地。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的发源地，并处在运动的领导地位，甚至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与国务院、中央军委鼎足而三，居于实际的权力核心圈子：政令从此发出，接见上下内外来访者在此进行，幕后交易在此敲定。各派政治势力都穿梭来往、角逐于这里，或联络示好，或冲突交恶[8]。
钓鱼台国宾馆四周原是涂绿油漆竹竿扎成的篱笆，约略可见里面的房屋树木，1966年改筑了围墙，围墙上安了电网。围墙东面、北面各开一座大门。东面大门里是一座假山；北面大门里砌了很大一个照壁，遮住行人视线。照壁上涂有红漆，堆出金字：“为人民服务”。 东湖沿岸安装着带毛刺的铁丝网[9]，其警卫由中央警卫局一、二处负责[10]。
中共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影响渐次淡出，政治运作渐复常轨，这里又成为“四人帮”成员集中居住的处所。后来居上的王洪文住16号楼；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文革升迁的政治局委员亦曾住在这里。使他们的交往、磨合，除政治利益上的一致外，还增加了地利的方便。因此，钓鱼台就先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的代名词[11]。
1975年由于陈永贵上书请求搬出钓鱼台国宾馆[12]，搬到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毛泽东批示曰“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13]。在陈永贵的带动下，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都搬走[14]。只有江青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才搬到中南海。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仍于此地招待访华的外宾。改革开放后开始多元化经营，先于1980年正式对社会开放营业。自1979年起陆续对各栋贵宾楼进行重新装修、改造，特别是对12号、18号楼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装修及扩建[15]。
建筑
芳菲苑
芳菲苑即十七号楼，举办大型会议、新闻发布会、酒会、宴会，钓鱼台国宾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众多风格各异的会议大厅，使活动的策划者有着更多的选择。钓鱼台拥有完备的服务体系，高质量的服务给每一位参与者留下美好的印象[16]。由中国主办的，旨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的中美俄朝韩日六方团长会议，也在芳菲苑举行。
二号楼
二号楼西临钓鱼台中心湖、南面是樱桃园，毗邻18号总统楼，楼内设有团长套、豪华套、普通间及标准客房27套，大、小会见厅、宴会厅和四季厅。 该楼既可独自接待各类代表团、旅游团，承办中、小型宴会，又可配合18号总统楼接待大型政府代表团。
三号楼
三号楼坐落在国宾馆中心位置，北邻俱乐部，周围湖水潺潺，花草林木环抱，环境十分优美。室内设宴会厅、大、小客厅及豪华客房，是一座理想的综合接待楼。
俱乐部
俱乐部位于宾馆的东北部，集康体娱乐与餐饮会议于一体，设有游泳池、健身房、保龄球、台球、网球馆、棋牌室、乒乓球、酒吧、桑拿、美容及大型自助餐、新闻发布会等服务设施。
八方苑
八方苑即四号楼，位于宾馆园区的东北角，曾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及会见外宾的地方。
五号楼
五号楼位于宾馆园区的北部正中，是很多国事活动的举办场所。
五号楼有团长套、豪华套、普通套及标准客房共二十四套，内设会见厅、谈判厅、宴会厅和百人厅。中国领导人经常在此举办国事活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向董建华颁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委任证书仪式曾在此举行。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来到钓鱼台5号楼，中美双方的会谈正式开始[17]。2023年7月，年逾百岁的基辛格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接待。对此基辛格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选择在我首次访华会见中方领导人的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会见我”[18][19]。
六号楼
六号楼位于钓鱼台国宾馆的西北角，玉渊潭溪水从楼前流过，透过茂密的树林，一潭碧水隐约可见。室内装潢古朴典雅，具有浓重的民族特色。
七号楼
七号楼共有14套客房，欧式内饰。
八号楼
八号楼共有27套客房，外加大、小会议厅和宴会厅。
九号楼
九号楼乃欧式风格，地处宾馆的中心位置，主要为居住办公、举办各种小型宴会、会议而设计。
十号楼
十号楼共有23套客房，外加大、小会议厅和宴会厅。
十一号楼
十一号楼共有26套客房，外加会堂厅、大、小会议厅、宴会厅和四季厅；风格为中西合璧，主要为举办中小型宴会而设计。
十二号楼
十二号楼位于宾馆园区南部正中，对望芳菲苑，有总统套房、豪华套房、普通套房、标准客房共17间，并设会见厅、谈判厅、宴会厅、四季厅。会见厅绘有刘海粟的巨幅国画《江山多娇》。四季厅宽敞明亮，内有假山、溪流、涌泉、池水、名贵花木。
十二号楼曾是毛泽东的住处，也是美国总统里根及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的下榻处。
十四号楼
十四号楼位于钓鱼台东南角，是座综合接待楼，内设宴会厅、谈判厅、豪华客房。
十五号楼
十五号楼共有17套客房，外加大、小会议厅和宴会厅，并有遍植石榴的馆中园中之园“丹若园”。
十六号楼
十六号楼位于钓鱼台东门，是座综合接待楼，内设宴会厅、客厅、豪华客房。
十八号楼
十八号楼外型为仿明式建筑，位于钓鱼台中央位置，在中心湖北侧。绝大多数外国元首或首脑均下榻于十八号楼。199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天皇和皇后陛下访华时在此下榻[20]。
对应机构
- 布莱尔宫：美国总统招待机构
- 迎宾馆赤坂离宫：日本国家迎宾馆
- 饭仓公馆：日本外务省招待地点
- 帝国饭店：曾为日本政府招待地点
- 百花园国宾馆：朝鲜政府招待地点
- 新罗酒店：韩国政府常用招待地点
- 青瓦台迎宾馆：韩国总统府招待地点
- 河内越南国宾馆
- 莫斯科都市酒店
- 皇家拉迪森酒店
- 大卫王酒店
- 印度国宾馆
参见
参考文献
- ↑ 张宝章著. 京西名园寻踪.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073-3075-5.
- ↑ 张弘，李涛主编. 中国著名园林游.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20. ISBN 7-80723-140-8.
- ↑ 李凤玲，孙颖，辛建萍主编. 中国旅游景点文化概览 东.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5607-2398-5.
- ↑ 周简段. 神州轶闻录 名胜篇.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8: 16. ISBN 7-5075-0673-8.
- ↑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主编 (编).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大典 北京卷 Beijing volume.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8: 5-6. ISBN 978-7-5618-6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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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家林著. 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 1949-2009 上.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379. ISBN 7-81135-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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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相陈编著. 中国高干夫人档案 上.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98: 394. ISBN 7-5385-1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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