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蕙

薛蕙（1489年—1541年），字君采，号西原，直隶亳州人，明朝政治人物。

正德九年（1514年）登甲戌科进士，授刑部主事。明武宗南巡之争中，因进谏劝阻而受杖夺俸，随后引疾归乡。此后起用恢复官职，改吏部，历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嘉靖二年（1523年）大礼议事件中，廷臣数次进谏，薛蕙亦上疏劝阻^[1]。世宗读后大怒，夺俸三月，此后因事诬陷而归乡^[2]。

参考文献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1）：“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诗。举正德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旋引疾归。起故官，改吏部，历考功郎中。嘉靖二年，廷臣数争“大礼”，与张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为人后解、为人后辨及辨璁、萼所论七事，合数万言上于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义。其辨曰：陛下继祖体而承嫡统，合于为人后之义，坦然无疑。乃有二三臣者，诡经畔礼，上惑圣聪。夫经传纤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骋夸词，可谓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为献帝不可夺之适嗣”。按汉石渠议曰：“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己有一适子，当绝父嗣以后大宗否？”戴圣云：“大宗不可绝。礼言适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子耳。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晋范汪曰：“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夫人子虽有适庶，其亲亲之心一也。而礼适子不为后，庶子得为后者，此非亲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系于传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祢，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亲，忍遗其祖也。其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乃汉儒邪说”。按此踵欧阳修之谬也。夫“为人后者为之子”，其言出于公羊，固汉儒所传者。然于仪礼实相表里，古今以为折衷，未有异论者也。藉若修之说，其悖礼甚矣。礼“为人后者，斩衰三年”，此子于父母之丧也。以其父母之丧服之，非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礼一也。传言“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为之子故耳。传明言“若子”，今顾曰“不为之子”，其言之悖礼二也。且为人后者不为之子，然则称谓之间，将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礼三也。又立后而不为之子，则古立后者，皆未尝实子之，而姑伪立是人也。是圣人伪教人以立后，而实则无后焉耳。其言之悖礼四也。夫无后者，重绝祖考之祀，故立后以奉之。今所后既不得而子，则祖考亦不得而孙矣。岂可以入其庙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礼五也。由此观之，名汉臣以邪说，无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说之必穷也，于是又为遁辞以倡之曰：“夫统与嗣不同，陛下之继二宗，当继统而不继嗣。”此一言者，将欲以废先王为人后之义与？则尤悖礼之甚者也。然其牵合附会，眩于名实，苟不辨而绝之，殆将为后世祸矣。夫礼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继也。是则以继统故继嗣，继嗣所以继统也。故礼“为人后”，言继嗣也。“后大宗”，言继统也。统与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继者，必明为人后之义，而后可以继统。盖不为后则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统而继之。故为后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后继统，又将以绝同宗觊觎之心焉。圣人之制礼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后继统，非独为人后者尔也。礼无生而贵者。虽天子诸侯之子，苟不受命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义，以为为子受之父，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义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盖尊其君父，亦将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则义礼明，而祸乱亡。今说者谓‘伦序当立斯立已’，是恶知礼与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间有弟终而兄继，侄终而伯叔父继者，此遭变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于己则考也，己于先君则子也。故不可考后君，而亦无两统二父之嫌，若晋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诸王入嗣，则未有仍考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伦不先于武宗，正统不自于献帝，是非予夺，至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遭变不正之举，故曰悖礼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仿此。”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1）：“书奏，天子大怒，下镇抚司考讯。已，贳出之，夺俸三月。会给事中陈洸外转，疑事由文选郎夏良胜及蕙。良胜已被讦见斥，而蕙故在。时亳州知州颜木方坐罪，乃诬蕙与木同年相关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听，令解任听勘。蕙遂南归。既而事白，吏部数移文促蕙起。蕙见璁、萼等用事，坚卧不肯起。十八年诏选宫僚，拟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帝犹以前憾故，报罢。而蕙亦卒矣。蕙貌臞气清，持己峻洁，于书无所不读。学者重其学行，称为西原先生。”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1）：“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诗。举正德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旋引疾归。起故官，改吏部，历考功郎中。嘉靖二年，廷臣数争“大礼”，与张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为人后解、为人后辨及辨璁、萼所论七事，合数万言上于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义。其辨曰：陛下继祖体而承嫡统，合于为人后之义，坦然无疑。乃有二三臣者，诡经畔礼，上惑圣聪。夫经传纤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骋夸词，可谓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为献帝不可夺之适嗣”。按汉石渠议曰：“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己有一适子，当绝父嗣以后大宗否？”戴圣云：“大宗不可绝。礼言适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子耳。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晋范汪曰：“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夫人子虽有适庶，其亲亲之心一也。而礼适子不为后，庶子得为后者，此非亲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系于传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祢，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亲，忍遗其祖也。其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乃汉儒邪说”。按此踵欧阳修之谬也。夫“为人后者为之子”，其言出于公羊，固汉儒所传者。然于仪礼实相表里，古今以为折衷，未有异论者也。藉若修之说，其悖礼甚矣。礼“为人后者，斩衰三年”，此子于父母之丧也。以其父母之丧服之，非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礼一也。传言“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为之子故耳。传明言“若子”，今顾曰“不为之子”，其言之悖礼二也。且为人后者不为之子，然则称谓之间，将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礼三也。又立后而不为之子，则古立后者，皆未尝实子之，而姑伪立是人也。是圣人伪教人以立后，而实则无后焉耳。其言之悖礼四也。夫无后者，重绝祖考之祀，故立后以奉之。今所后既不得而子，则祖考亦不得而孙矣。岂可以入其庙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礼五也。由此观之，名汉臣以邪说，无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说之必穷也，于是又为遁辞以倡之曰：“夫统与嗣不同，陛下之继二宗，当继统而不继嗣。”此一言者，将欲以废先王为人后之义与？则尤悖礼之甚者也。然其牵合附会，眩于名实，苟不辨而绝之，殆将为后世祸矣。夫礼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继也。是则以继统故继嗣，继嗣所以继统也。故礼“为人后”，言继嗣也。“后大宗”，言继统也。统与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继者，必明为人后之义，而后可以继统。盖不为后则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统而继之。故为后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后继统，又将以绝同宗觊觎之心焉。圣人之制礼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后继统，非独为人后者尔也。礼无生而贵者。虽天子诸侯之子，苟不受命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义，以为为子受之父，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义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盖尊其君父，亦将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则义礼明，而祸乱亡。今说者谓‘伦序当立斯立已’，是恶知礼与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间有弟终而兄继，侄终而伯叔父继者，此遭变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于己则考也，己于先君则子也。故不可考后君，而亦无两统二父之嫌，若晋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诸王入嗣，则未有仍考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伦不先于武宗，正统不自于献帝，是非予夺，至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遭变不正之举，故曰悖礼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仿此。”

[2]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1）：“书奏，天子大怒，下镇抚司考讯。已，贳出之，夺俸三月。会给事中陈洸外转，疑事由文选郎夏良胜及蕙。良胜已被讦见斥，而蕙故在。时亳州知州颜木方坐罪，乃诬蕙与木同年相关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听，令解任听勘。蕙遂南归。既而事白，吏部数移文促蕙起。蕙见璁、萼等用事，坚卧不肯起。十八年诏选宫僚，拟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帝犹以前憾故，报罢。而蕙亦卒矣。蕙貌臞气清，持己峻洁，于书无所不读。学者重其学行，称为西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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