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经济

求闻百科,共笔求闻

清朝经济是沿袭自明朝的封建小农经济清兵入关康乾时期,国家政治逐步安定,经济发达,人口大增——乾隆后期已达两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政府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参 1]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传统手工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参 2]。清朝初期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平定明郑统治台湾后宣布展界开海,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参 3]

嘉道中衰以后,外部世界巨变。在道光年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亦是中国经济政治格局开始产生本质变化的时代。面对现代化工业化西方列强的威胁,清政府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发展现代工业,重振国家经济。虽未成功,却也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肇始。

各类产业

农业

湖广地区的中心洞庭湖于明清时期的围垦区

与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类似,农业是清朝社会的重点,尤其是清朝人口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最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来源于农业的田赋,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

土地制度

可耕地是农业的根本。清朝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关后,1644年顺治帝颁布圈地令[参 4]。有主与无主地被满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执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废止而终。至于全国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称其为“更名田”,分配给无地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参 5]。清朝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了令民垦荒的政策[参 6]。使得华北、华中地区先后着令准垦,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湾等省于清朝中叶先后实行开垦政策,而东北地区直到清朝后期才准许大量汉人前往开垦[参 7]

水利设施

清初,在康熙时期进行的多项水利兴修。明末清初,黄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运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河道总督,采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减少了水患的威胁。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于北京的永定河,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田的水利工程。由于明末战乱,耕地遭到破坏大为减少,清朝的耕地总面积直至嘉庆初期达10.5亿市亩,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水平。在之后的道光年间,并逐渐反超,耕地面积达14亿市亩[参 8][参 9]江南湖广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许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称[参 10]

粮食作物

该金罐制于清朝,约为乾隆年间。现收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史密森尼博物馆

由于清朝人口成长超过可耕地发展速度,如何维持庞大人口有赖占城稻与一些新的粮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国有一段长期的发展时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获的品种,使得二次收获,甚至三次收获变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种植。从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间,稻米产量以及耕种面积都增加一倍。一些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开发许多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例如比较干旱的高原有赖玉米甘薯,更加崎岖的山地则依靠马铃薯。到嘉庆年间,这些高原都种满新一代的粮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则大量种植花生,约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才由南方推广到北方[参 1]

经济作物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产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产地以华中、华南为主,江南、四川与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蚕桑业以江苏浙江的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和广东的广州最为发达,已成为当地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参 7]

手工业

清朝景德镇瓷器商号

清朝的手工业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手工业分成官营与民营,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废除工匠制度[参 11],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参 12]。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参 13]

制瓷业与纺织业

清朝瓷器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了十数万件御器[参 14]。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参 14]。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参 14]。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质量极优[参 15]。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

劳雇关系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参 16]。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论定工价[参 17]。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十分自由。工匠不但有辞雇的权利[参 18],而且还有罢工权与集体要求增加工资之举动,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参 19]

商业

昔日汉口英租界江滩街景:横滨正金银行附近

在明清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很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由于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扩大,产品越来越多地变为商品,出现了许多专门化的经济作物地区,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应消费者。例如养蚕地区为调剂桑叶的供需,出现专卖桑叶的“青桑行”和“叶市”。一些经济作物如蔗糖行销国内外,茶叶于十八世纪输出激增。粮食作物除大量供给城市居民食用外,还有不小的部分用于酿酒、油和豆制品加工等。这些产品自然都是为了供应市场而生产的[参 20]

商业城市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例如汉口镇朱仙镇就是位处交通枢钮点而兴起,而佛山镇景德镇专司生产如丝绸、瓷器等高价值产品的城镇。至嘉庆年间,这四镇并称为“四大名镇”。其他兴起的尚有吴江县的王江泾震泽镇等等[参 20]。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江宁(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当时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参 21]。”

商帮

与此同时,金融业与贸易业发达,商人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参 2]。广州的行商与扬州的盐商都是最阔气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国银号

海外贸易

上海租界的行政单位工部局大厦正门

清廷初年实行迁界令,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朝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3年清朝平定明郑,宣布开海展界,1684年设置以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这四大海关机构管辖各自境内的数十个口岸,准许百姓对外贸易。1685年开始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参 20]

清廷放宽海禁后,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商馆制度[参 20]。浙江、福建与广东地区盛行海外贸易,人民时常与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洋各国展开贸易。到十八世纪还有英国法国与美国,其中英国几乎独占对华贸易。西洋各国与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丝绸茶叶甘蔗,然而清朝对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银元流入中国,增加货币流通量,刺激物价上涨,促进商业繁荣[参 20]。在此期间,中国沿海以泉州漳州厦门福州广州先后崛起,成为贸易大城,操控对外国际贸易[参 20]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粤海关提供给“西洋”商人作为通商地点。到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并且大量销往中国。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逆转为入超。鸦片的问题引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门户大开。南京条约不但开放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给外国人。随后陆续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人大量来华投资,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对清贸易[参 20]

金融业

传统金融业

参见:票号钱庄

外国银行

上海和囒银行10元钞票

1845年,丽如银行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其后又在上海福州等地设立分行,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该行又称金宝银行和东藩汇理银行。之后同样为英国银行的汇隆银行于1851年,呵加剌银行有利银行于1854年,麦加利银行于1858年进入中国。[2]:2-31860年,法国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接下来昙花一现的英商“小四行”汇川利生利华利升分别进入中国。1865年,汇丰银行香港成立,其投资人主要是英国洋行,还有美国、德国、印度、丹麦等国的洋行。1866年,发生席卷全球的金融恐慌,四小行和呵加剌银行、汇隆银行都随之倒闭。[2]:4[3]汇隆银行曾印制有上海地名券,但已发现的仅有试印票,可能从未正式发行。[3]利生银行曾发行有1000元港币样币。未见呵加剌银行发行货币的记载[2]:3

德国德意志银行于187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英国德丰银行于1872年至1878年在上海、福州汉口厦门等地设立了分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于1876年,日本的东京第一国民银行于1880年在上海设立机构。这些银行存在时间较短,没有在中国发行货币,没能改变英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2]:4

1889年,德国成立专门对华资本输出的德华银行。作为日本对外贸易银行的横滨正金银行在1880年成立后在东北,特别是南满发展迅速。英国惠通银行中华汇理银行分布于于1890年和1891年在中国成立。同时,先期进入中国的汇丰银行等英国银行则继续扩展分支机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1894年在香港设立分行,之后又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分行。1895年,名义上中合办,实际上由沙俄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中国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于1899年成立台湾银行,该行于1911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之后又在福州、汕头、厦门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主要面向两省。1902年,美国的花旗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负责经理“庚子赔款”事宜,并为美国对中国和菲律宾贸易提供服务。同年,比利时华比银行在华设立机构。1903年,荷兰上海和囒银行在华设立机构。1909年,朝鲜银行安东设立办事处。[2]:5-6

有清一代,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有数十家,随着一些银行的倒闭和清理,到清朝覆灭时仍有12家,分别是英国的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和荷兰的上海和囒银行。[2]:6

清朝时期在华外资银行列表
银行名称 成立时间 总部所在地 香港分行
设立时间
上海分行
设立时间
其他信息 备注
中文名 外文名
丽如银行 Oriental Bank 1842年 孟买(1945年迁伦敦 1845年 1849年(1847年设代理处) 又称东方银行、东藩汇理银行、金宝银行 [4]
汇隆银行 Commercial Bank of India 1851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61年 1855年设代理处 1866年倒闭 [4]
呵加剌银行 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 1833年 孟加拉(后迁伦敦) 1858年 1854年 1858年根据英国皇家特许状进行登记,1866年倒闭,1870年复业,1893年停办 [4]
有利银行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 1853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57年 1860年
(1854年设代理处)
又称印度伦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 [4]
渣打银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1853年 伦敦 1859年(1858年设代理处) 1858年 又称麦加利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 [4]
法兰西银行 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 1848年 巴黎 1860年 1860年 该行法语名字应译为“巴黎贴现银行”,由于是法国在华的唯一金融机构,所以被称为“法兰西银行”。1889年改组,1894年东方汇理银行接收其中国的业务。Banque de France也称“法兰西银行 [4]
汇川银行 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 1861年 孟买 1861年 1861年 1866年倒闭 [4]
利华银行 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 1863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 [4]
利生银行 Bank of Hindustan, China and Japan 1862年 伦敦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 [4]
利升银行 Bank of India 1864年 孟买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不是成立于1906年也称“Bank of India”的印度银行 [4]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 1865年 香港 1865年 1865年 通称“汇丰银行”,是第一家总部设于中国的外资银行 [4]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1870年 柏林 1872年设办事处 上海支行因银货交易损失于1875年清算 [5]
德丰银行 1875年 1883年撤出上海,业务由华记洋行代理
俄国对外贸易银行 1876年 1883年撤出上海 [6]
东京第一国民银行 东京 1880年
德华银行 Deutsch-Asiatische Bank 1889年 上海 1900年 1889年(总行) 1917年为中国政府接收 [7]
横滨正金银行 横浜正金银行 1880年 横滨 1893年
惠通银行
中华汇理银行
东方汇理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台湾银行
花旗银行
华比银行 Banque Sino-Belge 1902年 布鲁塞尔
上海和囒银行 Netherlands Trading Society 1824年 阿姆斯特丹 这是一家荷兰的贸易公司,名字意为“荷兰贸易协会”,曾在华用“上海和囒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
朝鲜银行 株式会社朝鲜银行 1909年 汉城 1909年在安东设立办事处

政府财政

货币制度

大清宝钞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银两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了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4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参 20]

税收

清朝税制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期、后期[1]。在前期,奉行的是中国传统封建税收制度。田赋人头税矿税盐税、工商税是国家主要税种,亦是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在康、雍、干三朝清政府强力推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完成了火耗归公摊丁入地,亦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清朝的海禁和前期的矿禁,对外贸税收和工商税收有严重影响。鸦片战争后,税收制度出现本质变化。田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五口通商后,各地陆续建立近代海关。海关的关税,成为新的、主要的国家财政收入。但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外籍人士撑控,直到清朝灭亡,中国海关的自主权丧失[1]

注释

  1. 1.0 1.1 1.2 郑仲兵. 《税收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面聚焦镜——关于中国古代税收的历史思考:之一 中国古代税收历史脉络》. 中国民商 (北京市: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2013, (2013年第5期): 60–63. ISSN 2095-5286 (简体中文). 
  2. 2.0 2.1 2.2 2.3 2.4 2.5 曲振涛;张新知. 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1845-1949.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9508060. 
  3. 3.0 3.1 镇海·蔡小军. 1864年汇隆银行(中国最早的外商银行之一)股票25镑. 雅昌艺术网. 
  4.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汇丰帝国》第一章 伟大企业的创业史(一). 财新网. 
  5. 德意志银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
  6. 洪葭管. 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0. ISBN 9787226025291. 
  7. Hong Kong branch . Bankgeschichte.de (1 November 1979). Retrieved on 11 January 2012.

参考文献

  1. 1.0 1.1 姜公韬. 《中国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会文化的掠影〉. : 第120页. 
  2. 2.0 2.1 杨涌泉. 《中国十大商帮探秘》. 企业管理出版社. 
  3. 康熙皇帝,孟昭信 著. 
  4. 《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十二月》:“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5. 王毓铨. 〈明朝的王府庄田〉. 《历史论丛》第1辑. 
  6. 《清史稿·食货志一》:“顺治初元,令山西新墾田免租稅一岁;而河南北荒地九万四千五百餘頃,允巡撫罗綉锦言,俾兵课墾。二年,顺天行计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畝,牛具、籽种官资之。又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給无主地令种。”. 
  7. 7.0 7.1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54-第166页. 
  8. 吴宾. 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CA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2007-05 [2021-07-15] (中文). 
  9. 卜风贤 《传统农业时代灾荒与粮食问题研究》
  10. 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第3册.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270—271页. 
  11. 《清文献通考·职役考一》:“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至是(顺治二年)除之。其后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 
  12. 《清史稿·食货志五》:“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 
  13. 沈德潜. 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10:“(苏州)城东之民多习机(织)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 : 第7页. 
  14. 14.0 14.1 14.2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67-169页. 
  15. 《广东新语》:“采葛藤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如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 
  16.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例如在苏州民间丝织业中的情况是:“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 : 第6页. 
  17.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如苏州丝织业中的工匠“计工受值”,亦即“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在造纸业中,以刷蜡纸工为例,每日刷纸四刀为一工,如果一天多刷四刀,另加伙食工银五分。. : 第68页. 
  18. 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页三八八,新星出版社,2006年
  19.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 第13页. 
  2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74-177页. 
  21. 刘献廷. 《广阳杂记》卷4. 中华书局. 1957年版: 第193页. 

参考书籍

  • 《中国通史 明清史》,姜公韬,九州出版社,ISBN 978-7-5108-0062-7
  • 《追寻现代中国-最后的王朝》,史景迁,时报文化出版社,ISBN 957-13-3370-0
  • 《中国历史》,李国祁,三民出版社,ISBN 978-957-140-6
  • 《中国近代史》,李云汉,三民出版社,ISBN 957-14-0669-4
  •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复旦大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0332-73
  • 《中国通史》,傅乐成,大中国出版社,ISBN 957-521-142-1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