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

求闻百科,共笔求闻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精卫伪政权)

1940年-1945年
格言:“和平反共建国”
地位大日本帝国扶植的傀儡政权
未被国际普遍承认的政权
首都南京
常用语言汉语粤语
宗教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神道教民间信仰祖先崇拜
政府
• “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汪精卫(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1940年11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行政院”“院长”
汪精卫(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立法院”“院长”
陈公博(1940年3月-1944年11月)
梁鸿志(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司法院”“院长”
温宗尧(1940年3月-1945年8月)
• “考试院”“院长”
王揖唐(1940年3月-1942年3月)
江亢虎(1942年3月-1944年11月)
陈群(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监察院”“院长”
梁鸿志(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顾忠琛(1944年11月-1945年7月)
历史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
• 建立
1940年3月30日
• 终结
1945年8月16日
货币中储券”(“直辖”地区)
“联银券”(“华北政务委员会”)
“蒙疆券”(“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前身
继承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1940年)
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
今属于 中国

汪精卫伪政权(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响应日本方面所谓“三次近卫声明”而与日本合作设立的傀儡政权[1],正式名称依然号称“中华民国”,其政府号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执政党为汪精卫另立的所谓“中国国民党”,最高机关是所谓“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

汪伪政权合并原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所扶植傀儡政权的辖地[1]。在名义上大致占有外蒙、江苏淮海[注 1]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中原[注 2]福建(部分日本占领地区)等省份。北与伪满洲国蒙古自治政府接壤,东临近东海黄海,在西南则与重庆战时国民政府形成战线。

汪伪政权1940年于南京市成立伪“国民政府”,起始由汪精卫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以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为主要成员;同年,与日本签订“日华两国签订防共协定”“重光堂协议”等不平等条约,以承诺并允许日本战后维持并拓张在华利益换得政权立足。期间,汪伪政权以“和平反共建国”等口号,与林森蒋介石所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救国”分庭抗礼。在外交上,除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大日本帝国等《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承认为唯一的合法中国政府外,汪伪政权并无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被视为是中国版的维希法国。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任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汪伪政权随即终结。

历史

背景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先后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古军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政权(详见华北分离运动)。而南京伪政权的领导人汪精卫原是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的主要人物,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汪精卫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情况下独自对抗日本是不可能的。因此一直主张对日妥协以换取时间发展。然而,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致认为如果对日妥协则必然亡国,故与汪精卫等对日妥协派时有间隙。

汪精卫出走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汪精卫决定响应近卫声明,携妻子陈璧君前往云南试图获取当地军阀——龙云的支持,意与日本军部里应外合,组建合作政府。然而,龙云在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劝说下一直不表态,这使汪精卫感到了警觉和疑虑,并在之后搭乘专机逃往法属印度支那河内。蒋介石通过情报线人及龙云的汇报得知了汪精卫的行为,随后向汪精卫通过代信表示:“莫公开主和、莫与中央失去联系、莫要赴(担忧日本人对其控制)、可赴欧”等原则,以希望汪精卫不要与日本人合作。

但汪精卫继续坚持“和平路线”,并登报回应蒋介石。国民党随后于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各党内元老在会议中严厉斥责了汪的“卖国行为”,并通过动议革去其国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党籍。之后更有华侨代表如陈嘉庚等人向政府请愿,要求将汪精卫的行径视作叛国罪并予以通缉。汪精卫随后派高宗武对日谈判,但进展甚微。高宗武回国后因病在香港修养,期间向汪寄去一封长信,信中称条约内容极为苛刻,建议汪精卫赴欧,不要同日本人合作。汪因此和平主义的信念有所动摇,随后便决定前往欧洲法国,不问政事。

然而,汪及密友曾仲鸣(其负责汪通往法国的门路)在越南河内却遭人密谋刺杀(是否为蒋介石指示则有争论),由于刺客误把曾仲鸣当作汪杀死,汪才躲过一劫。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将汪“营救”,5月8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

汪伪政权成立

汪精卫随后于南京改组“政府”,称为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接管原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辖地,但是“临时政府”改组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发表宣言:“决定给予全力协助和支援。”[2]:532成立之初,汪伪政权仍奉重庆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本人作“代主席”,兼领“行政院长”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同时有“五院院长”设置及“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恢复战前一切体制”。

除了日本和伪满洲国最早承认汪伪政权为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之外,此时同样承认汪伪政权为合法政府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丹麦保护国政府西班牙国克罗地亚独立国斯洛伐克泰国

汪伪政权收回部分外国在华租界。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日租界杭州日租界天津日租界等八市(福州、沙市等地的日租界其实并未真正设立)的日本租界。1943年7月,从维希法国手中收回上海法租界(由于天津及上海法租界效忠维希法国,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没被日军占领,而汪伪政权能收回是因为欧洲的维希法国已于1942年11月被德国及意大利军事占领)。8月,从日本手中收回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起占领的上海公共租界。10月,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日基本条约》。1944年7月,由于意大利战败投降已经一年,因此汪伪政权正式收回原属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天津意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意大利界区。

汪精卫国民政府提倡所谓的“泛亚洲主义”,和日本、“伪满洲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一起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尽管如此,因为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及其它欧洲轴心国成员为同一阵营,所以汪伪政权只特别针对英、美等盟军作出负面宣传,相反地对德、意等轴心国作出正面宣传,其中“共和日报”曾赞赏德国科技、德国人为优秀民族和赞赏在纳粹党执政下令德国强大。除此之外,汪伪政权亦宣传反犹主义,因为汪精卫及其伪政权都认为犹太人操纵英美等国谋求控制全世界,而且同意纳粹德国反犹的态度。[3]

尾声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于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11月12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陈公博为“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于11月20日正式“就职”。陈公博“就职”时称,将坚持奉行汪精卫手订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都不会动摇。周佛海继陈公博之后,于1945年1月就任伪“上海市市长”[4]

政权正式解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下午4时,陈公博、周佛海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取消汪伪政权及其所有机构,成立“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陈公博自任两“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任两“委员会”“副委员长”;由日本扶持的汪伪政权存在了五年四个半月,最后终结[5]:893

地理及行政规划

汪伪政权虽在名义上统有“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然而事实上仅直接管辖江苏淮海[注 3]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中原[注 4]福建(部分日本占领地区)等省份南京上海汉口[注 5]厦门[注 6]特别市,再者,除了江苏、淮海、安徽三省的形势较为完整外,其他省区往往仅占有少数;另曾设置浙东行政公署[注 7]、苏北行政公署[注 8]及苏淮特别行政区[注 9]等3个省级特别区。香港台湾为日本直接占领,不归汪伪政权管辖。

“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管辖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后改回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实际上尚管有河南省及江苏长江以北地区[注 10];后另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直辖行政区[注 11]及“冀东行政公署”[注 12]等2个直辖省级特别区。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则管辖巴彦塔拉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五个与察南[注 13]、晋北[注 14]两政厅,并先后设立厚和包头张家口等3个特别市,合计10个省级单位。

1940年6月20日,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1次会议决定对南京特别市政府实行“改组”,并定为“首都”。

政府

1940年[6]

军事

南京国民政府(汪)“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阅兵式

由于日本方面反对汪精卫建军,因此只得接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所遗留之伪军,将“维新政府绥靖军”任援道所部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改编为所谓“南京和平建国军”,后又招收军统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旅。此外,由日本顾问影佐祯昭移交“华北治安军”计七个旅和一个团。

南京和平建国军”直辖6个方面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鲁苏战区新编第一师师长,1943年1月18日,率所部约4万人在山东沂水地区投汪,被编为“山东方面军总司令”,7月29日改称“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并任命“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为“副总司令”,郭受天为“参谋长”[5]:891;第六方面军孙殿英:冀察战区新编第五军军长,1943年4月被俘投汪[5]:891)及4个“绥靖公署”;“华北治安军”则最高曾辖有14个集团军;“蒙疆”的“蒙古军”最高曾辖有10个

1940年,汪伪当局的伪军总数8.8万人,而到1945年春已扩大到40余万人[7]。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军”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收编。[8]

外交

1943年,汪精卫东京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伪“外交部”于1940年3月成立,“外交部长”由褚民谊兼任[9],并派大使到各欧洲轴心国成员作领事。

1940年8月31日,日本帝国与汪伪政权缔结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

1940年12月10日,汪精卫派“特使”、“外交部长”徐良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

1941年1月和8月,伪满洲国与汪伪政权互派大使。1941年7月1日,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与汪精卫国民政府“建交”,以此希望日本能够北上进攻苏联。以德意两国为首的欧洲轴心国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独立国亦在当天承认汪伪政权,而西班牙国丹麦保护国政府8月初也承认汪伪政权[10]

1941年11月22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随后泰国日本的其他傀儡“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缅甸国”“菲律宾第二共和国”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权。1942年意大利试图强迫梵蒂冈教皇承认汪伪政权,但庇护十二世没有这样做。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南京对宣战[11]

相关影视作品

注释

  1. 1944年2月1日由苏淮改设
  2. 1945年3月29日由豫陕鄂皖边区改设
  3. 1944年2月1日由苏淮改设
  4. 1945年3月29日由豫陕鄂皖边区改设
  5. 1939年4月20日成立武汉特别市,后改名为汉口特别市;1943年10月19日降级改隶湖北省
  6. 1939年7月1日成立,原直属台湾总督府,后改由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控制;1943年3月6日交还
  7. 1942年5月28日设置
  8. 1941年11月设置
  9. 1942年1月24日设置,后改为淮海省
  10. 1941年11月以前
  11. 1943年11月23日设置
  12. 1944年7月设置
  13. 1943年1月1日改制为宣化省
  14. 1943年1月1日改制为大同省

参考文献

引用

  1. 1.0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傀儡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7-204-07822-5. 
  2. 杨克林、曹红. 《中國抗日戰爭圖誌》.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5年1月. ISBN 7805215413. 
  3. So, Wai Chor. Race, Culture, and the Anglo-American Powers: The Views of Chinese Collaborators. Modern China. 2011-01, 37 (1): 69–103. JSTOR 25759539. 
  4. 蔡德金. 〈汪精衛國民政府始未末〉.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 
  5. 5.0 5.1 5.2 5.3 5.4 5.5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编). 《抗日戰爭》第六卷.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6. 1940年《新支那现势图》(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制发行)
  7. 左史. 〈汪偽軍事機構及偽軍概況〉.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 
  8. 和平建国军.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2011-04-21 [2017-01-17]. 
  9. 施宣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 档案出版社. 1987. 
  10. 周惠民. 德国对“伪满洲国”及“汪政权”的外交态度.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2005年5月, (第23期). 
  11. 梅定娥. 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研究卷·妥协与抵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01-01. ISBN 978-7-5317-3615-8 (中文). 

来源

书籍
  •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John H.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 Frederick W. Mote, Japanese-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Joseph Newman, GoodBye Japan (references about Chinese Reformed Regime), published in New York, March 1942.
  • Edward Behr, The Last Emperor, published by Recorded Picture Co(Productions) Ltd and Screenframe Ltd, 1987。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Battle Hymn of China.
  • 蒋纬国, How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gained the Chinese-Japanese eight years war, 1937–1945.
  • Alphonse Max, "Southeast Asia Destiny and Realities",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5.
  • Jowett, Phillip S., Rays of The Rising Sun, Armed Forces of Japan's Asian Allies 1931-45, Volume I: China & Manchuria, 2004. Helion & Co. Ltd., 26 Willow Rd., Solihul, West Midlands, England.

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