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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古代称为斠勘、校勘、校雠或者校理，是出版编辑过程里的一个必须工序，主要工作是按照原稿去审查订正排印或缮写的错误。
校对也可以是从事这个工序的人员──校对员（Proof reader）的中文简称。《南宋馆阁录》载“卷三《储藏》门记载：“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旁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点、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
在分工不足的情况下，中文讲校对有时包含着审稿的工作。
释名
现代人谈校对，多指字词或格式、内容引用对错的核证。古代“校”和“雠”意思本不同，西汉刘向《别录》记载：“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历史
中国自古已设有专门校理、收藏典籍的官署，早在东汉时有“东观”，后有崇文馆、士林馆。北齐始置“正字”一职，唐朝因之，与校书郎同主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唐、宋后改崇文馆、士林馆为弘文馆，与集贤书院、史馆合称“三馆”。元、明建国之初，皆设有弘文馆，但不久即废，然而由于明太祖第十二子朱柏爱好读书，也曾设立“景元阁”招纳人材校雠书籍。清朝文渊阁也有校勘典藏的职能。
至于专门负责校勘典藏的官员，后魏时，秘书省始置校书郎一职，在唐朝，属秘书省，官阶为从九品上，主要做文章的校对和专门典校藏书的工作。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的唐朝诗人有白居易（803年）、王昌龄、李商隐、钱起、元稹、薛隆、李端、朱庆余等。
另一种校书郎属于属门下省弘文馆，乃撰著文史、鸠聚学徒之所。《新唐书·志第三十七·门下省·弘文馆》[1]：“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上。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担任过弘文馆校书郎的唐朝诗人有杜牧（828年）等人。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除了置校书郎外，又有校理等官，专门负责校勘整理宫廷藏书。清朝文渊阁也设有校理一职。
校勘学
校雠者校正一字一词，往往遍查典籍，从中又得分辨真伪，把心得记下，或撰写札记，或著书立说，累积成果，终成一门学问，称为“校勘学”。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便是研究校勘学的入门读本。
经校雠的书籍，称为“校定本”，意思就是说书中文句已辨正无讹，堪称善本。有些学者更会记下校雠经过，撰成“校勘记”，附于定本末后，是后世治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经名家校正的善本，是读书人、藏书家争相搜购的珍品。
相关学者
宋朝刘涣、刘羲仲、宋祁等都是校勘名家，又如张淳著有《仪礼识误》三卷，方崧卿有《韩集举正》十卷，彭叔夏著有《文苑英华辨证》十卷，以及《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
清朝乾嘉年间，学者专好朴学，校勘学名家辈出，《书目答问》录列校勘名家有三十一人，如秦思复、袁廷梼、吴鼒、曾剑等。
从业者
由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开始，一直到清朝乾嘉学派，所有担任校雠工作的人，都是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者。武则天更以宰相兼任弘文馆馆主[2]。诚如韩愈《昌黎集．送郑十校理得洛字》所说：“才子富文华，校雠天禄阁。”
到了近世，以前有规模的报社，对校对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其中文应用能力须在语文老师之上，古今不少著名作家和学者均曾从事校勘工作。
现今校对行业受重视程度已大不如前，校对员跟教员的薪酬待遇相去甚远，有学问的人都不愿从事校对，宁可从事教学或写作。
在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出版物，版权页上大多会列出校对者姓名，以示对校对工作者的认同和尊重；香港刊物则很少会刊出校对者姓名，对校对员的学历要求也不高，有些出版社甚至根本不设校对一职，为求减省人手，提倡编校合一，要求编辑兼任校对。
相关著作
另见
参考文献
研究书目
- 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