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民变或称晚明民变、李自成之乱、张献忠之乱等，是爆发于中国明末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叛乱军与明军作战开始，直至清朝顺治年间才结束的一场民变。大部分官方史料认为晚明民变是由于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所致，加上连串的饥荒，促成民变越演越烈。
背景
天灾
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进入小冰期，气候持续恶劣。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1]。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整个明末时期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2]。
政治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3]。而此时皇权旁落，中央和地方离心离德，社会各阶层和朝廷之间激化矛盾。而其深层次矛盾则在于明朝中后期的制度体系—宦官和赋税制度[4]。
军事
明后期屯田制中的军屯制度到后来弊端暴露无遗[5]，例如：克扣粮饷；屯田多被军官、豪强和内监占夺，使得军队失去了粮食的来源；军纪败坏，杀良冒功[6]；再加上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也是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河北玉田县的事[7]。
经济
明中期以后，国家财政的破产和赋税的加派，不断提取太仓银两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库的藏银输入户部，导致国家财政内外交困，面临破产[5]。明末期间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又不合时宜地增收三饷，不断地加派赋税，明朝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以征矿税为名，派遣了大量矿税监，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加重百姓负担，加速了阶级矛盾激化[8]。
过程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白莲教徐鸿儒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事，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叛乱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叛乱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同年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被杀害，叛乱失败。
自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叛乱开始，有一次最大的叛乱，直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失败，前后历时31年。战争推翻了明王朝政权，期间使处于辽东的清军有机可乘，趁机入关打败叛乱军，征服了中国。
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围于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吴桥兵变，自号都元帅，孙元化忠于朝廷不愿称王，孔有德放他逃离登州。明廷派兵镇压后，投降后金。
评价
明末民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斗争最尖锐、对后世影响也最深远的一次民变[9]。
部分学者指出，民变军迫于生计，反抗暴政值得称扬。但是有文献指出，民变军的烧杀抢掠比官军更加让人发指，虽然统治阶级所写的历史对民变军有污蔑，但是也无法掩盖民变军借着反抗官府的旗号在各地作恶的事实[10]。
参考文献
引用
- ↑ 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6页。
- ↑ 气象记录参见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1460页。
- ↑ 张文木.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 求是杂志. 观察者网. 2015-06-10 [2018-03-28].
- ↑ 刘杰，《明末农民战争历史根源再探讨》，《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7):164-166。
- ↑ 5.0 5.1 余兰兰，《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探究》，《华人时刊旬刊》, 2015。
- ↑ 冯梦龙，《甲申纪事》：“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
- ↑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 ↑ 李可 ，《明朝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以征矿税为名，派遣了大量矿税监，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89年01期 。
- ↑ 袁庭栋，《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问题》，《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01):53-57。
- ↑ 何鹏毓，《明末农民起义军与官军纪律的比较》，《史学月刊》, 1951(02):6-8。
来源
外部链接
- 徐进、赵鼎新：〈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
- 山根幸夫：〈明末农民起义与绅士阶层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