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津日记》（越南语：Vãng Tân Nhật Kí；法语：Voyage à Tientsin），越南阮朝官宦阮述所撰，用汉语文言文写成。1882年，阮述奉命到中国天津公干，为中法越南战事而与宗主国清朝交涉，路经香港、广州、上海等城市，翌年（1883年）才返回越南顺化。《往津日记》就是以日记形式，记述他这次出差旅程的见闻及其与中国官宦名士交往的经历。本书载有清法间有关越南交涉的史料，并收录了清越两国朝廷间的若干往来文书，对于中法越南战争史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阮述的游历
编撰《往津日记》的阮述（号荷亭），出身于越南阮朝广南省的望族家庭，他本人亦是嗣德朝晚期的名宦。在1880年（嗣德三十三年）、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曾担任“如清岁贡使”。1882年返回越南后，旋即奉命与刑部尚书范慎遹赴天津公干。这次公干的动机，据《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十八》所载，是由于1882年法军攻占河内，清政府便“邀我国大臣二三人往天津询问并商议法国之事，乃命慎遹等奉国书以行”，务求加强两国间的军事联系。到翌年（嗣德三十六年）年底，阮述才返回越南。[1]
阮述这次出使，目的本是要透过中越的宗藩关系来抵抗法军，但却因清廷的消极而一事无成。1883年8月31日（农历七月廿九日），当阮述得悉清犹疑不决，未肯派军援越，以致顺化陷落的消息，感到“不胜愤恨”，并在书中反映他的感受：“我国与法之事，原由中朝来文，愿为调停，又召余等至津询问，乃讲说既不能成，又畏缩趦趄，不肯以兵船相援，以致法人乘我有事，迫我以和。我国当此变故交集，其势不得不从，而中朝不能保护藩封，不知何辞以自解于天下也？世局至此，当何言哉！”[2]
内容
据学者陈荆和所说，本书是法国人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于1930年代末在河内获得的孤本。[3]该本子包括数个部分：
- 《阮荷亭先生〈往津日记〉序》，为本书的序言部分，由明命帝第十一皇子阮福绵寊（署名“苇野老人”）所撰。[4]
- 《往津日记》，为本书正文，以日记形式，记述作者阮述自1883年1月16日（嗣德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至1884年1月26日（建福元年十二月廿九日）赴天津公干，与清朝官员士绅交涉，及其在香港、广州、上海各地游历的事迹。[5]
- 附：《笔谈随录》，为阮述与清朝官员笔谈及摘抄的中国书录，当中包括光绪年间中国及朝鲜的知识。[6]
- 附：《摘录联句》，为阮述与中国士人间互赠的对联墨宝。[7]
史料价值
具备繁富的晚清史料
为《往津日记》写序的阮绵寊高度评价本书资料繁富：“举凡海程山驿之往来，朔气瘴烟之节候，孤衷之耿耿，匪躬之蹇蹇，以及列国之情形，中朝之政教，近而民风土俗，远而异服殊音，欹器之鬼工，南针之绝技，类皆不胜覶缕。而难状之境，如在目前，不尽之意，溢于言表，无不悉备。”认为本书不特详细记载了阮述自身的游历，并传神地反映了越南在中法战争中的困局。[4]
有助钻研中法越南战争
学者陈荆和则认为，本书概述了阮述所游历各大都市的状况，并记及中法越的外交关系。最重要的，是“阮氏在华期间，每次将本国政府递来之公文转达清方有关公署，或将其奏折或清方覆文递回本国政府，均有注明日期”，可以与其他中法越南战争史料互相参校。
流传情况
1930年代末，法国学者戴密微（P. Demiéville）在河内获得本书的孤本，后来交到饶宗颐，为之写《跋》，又转交给陈荆和，于1977年在泰国曼谷的第七届亚洲史学家会议上宣读论文介绍本书，并加以注释整理，及为本书撰写《代序》、《解说》，最后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3]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 （中文）中文大学出版社──阮述《往津日记》.
- 陈三井：〈阮述《往津日记》在近代史研究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