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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汉字论、汉字废止论（日语：汉字廃止论）是指中国大陆、日本、朝鲜、南韩、越南、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废除或改革汉字，主张采用本民族的表音文字的运动。
中国大陆
近代的“汉字落后论”
自19世纪开始，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中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当中有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亦有人主张放弃使用汉字。
认为应该放弃汉字运动的立论一般称为“汉字落后论”，内容大致有二方面，一是出版印刷技术的瓶颈，二是不利学习。
拼音文字的符号种类少，已发展出打字机，而汉字不能透过打字机排印，必须使用巨型的铅字排版房。由于汉字数量众多，铅字排版房需要很大的空间，字模的生产成本不低，排字员需要相当时间的熟练，且即便如此，找字仍须耗费大量的时间，使得排字效率相当低落。由于排字效率不佳，手抄书仍相当普遍，偏偏汉字笔画繁多，书写亦不如拼音文字快速方便。因此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繁琐笨拙，出版技术的瓶颈相当严重，不利普及知识。当时许多人认为，如不放弃汉字改采拼音文字，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汉字难写难读在清末民初时，知识份子便总结汉字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宋平提出汉字的缺点是“三多五难”：“三多”是字数多、笔划多、读音多；“五难”是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走向衰亡，必须改造汉字。
民国初年，编制注音字母拼读汉语。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钱玄同及鲁迅等均曾主张废除汉字。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是中华民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1931年9月26日，苏联为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开启废除汉字的新契机。后世中国的发展表明，这些人认为汉字阻碍国运的观点非常荒谬。
汉字简化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3月“汉字简化表”第一稿拟出，选定简化字700个，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认为700个简化字还不够简，字的数量也要减少，一个字要能代替几个字[1][2][3]。1964年公告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修订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收录了2274个简化字及“讠[訁]、饣[飠]、纟[糹]、钅[釒]”等14个简化偏旁。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发布，该表基本继承了《简化字总表》，不过根据社会用字状况恢复了部分异体字。
本来，按照中共的路线图，先从简化汉字数量和笔画入手，逐步简化汉字，减少汉字使用，最后废除汉字完全拼音化。但是，由于中国大陆开展扫盲运动，很快文盲率就下降了，使得“汉字阻碍扫盲”一说失去理据。二简字发布后，用字发生混乱，且原本习惯了汉字写法的民众需要重新学习写字，造成无谓负担，二简字便被废除了。
中苏交恶后，中国废除汉字失去支持[来源请求]，但《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获得保留并被定为“规范汉字”，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此外，中国大陆根据民间用字状况，恢复了部分异体字。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通用汉语文的地区，官方均再无推出任何简化、废除汉字的计划。
废除汉字论
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4]鲁迅临终前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访问时指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毛泽东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中国大陆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6]，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随着中苏决裂，中国学者认识到废弃汉字不现实。于是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大陆主流民意。[7]
对汉字落后论、废除汉字论的批评
19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推进扫盲运动，文盲数迅速减少，使得“汉字阻碍扫盲”的论点失去理据，同时台湾香港等地使用繁体字识字率也接近100%，证明没有差异。在这个汉字教学的基础上，后世中国经济和学术的爆炸式发展，迅速的进入了普遍教育的工业化现代国家，此时已经完全否定了“汉字于国有害”的观点。
中国台湾
台湾尚未有唐山公大规模移居时，当地平埔人语言曾以新港文（Sin-kang）纪录。在郑氏王朝统治台湾，汉人定居后，汉字才在台湾的明人之间成为正式文字，除书面语汉文（文言文）外，闽南话、客家话也用汉字来纪录，例如《歌仔册》与《南管》即是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台湾闽南语白话文。但当时教育并未普及，不少民众皆不能以汉字表达自己所操的口语，于是19世纪又有传教士以罗马字母制作白话字（Pe̍h-ōe jī）。之后，自日占时代开始推行的义务教育中，供台湾人儿童就读的公学校所设之修身科及汉文科，是以台湾话音阅读汉文及“之那话”文章。蒋介石当局逃往到台湾后，将普通话定为“国语”，除阅读能力外，台湾人必须学习以汉字音为基础听说，以致台湾闽南语及客家话等中文以外的汉语的文读系统及以汉字来写作的台湾闽南语及客家话文学传承受阻，不少人皆未能以台湾闽南语或客家话阅读汉语文章，也未能以正确的汉字写出台湾闽南语或客家话文章，甚至误以为这些语言不能以汉字表达，加上政治原因，部分提倡和汉语做语言及文化上的区隔“台独”支持者提倡废除汉字，将台湾闽南语及客家话完全罗马字化（台湾闽南语、客家话全罗马化的优势在于同音字较少）。
但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并没有任何要废除汉字的计划，汉字仍旧在二战后的台湾占有其优势的地位，而相比已经简化过汉字的中国大陆、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台湾还保留许多传统繁体字的写法，另外在台湾通用的注音符号虽为一种半音节文字，但在台湾仍旧只作为汉字拼音工具使用而非主体文字使用，同时亦没有取代汉字的打算。
日本
从影响现代日语这个角度来看，二战后所进行的国语改革，是所有汉字政策造成影响最大的政策之一。此项改革基于一种发源于被占领时期的意见，即认为“对日本的传统进行重新检讨（或者排斥）的时期已经到来”。
1946年4月，志贺直哉在杂志《改造》上发表《国语问题》，提议废除日语，采用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法语。同年11月12日，《读卖报知新闻》（今日的《读卖新闻》前身）发表题为《废止汉字》的社论。
同年3月，盟军最高司令部邀请第一届美国教育使节团于3月31日发表了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在这份报告，指出学校教育中使用汉字之弊害与使用罗马字之便利。
不过随着汉字限用政策的缓和，汉字最终未于日本废止，到了20世纪末反而被视为传统而被热捧。但另一方面，提笔忘字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期也有不少日本年轻人的汉字水准低下，有的甚至只会用假名书写而不会写汉字；尽管汉字能力检定中出现了不少“汉字王”，但实际研究汉字的人极少。[8]
日本语言学学者陈力卫认为，十八世纪后期，日本因兰学兴盛而开始关注中国的汉译西书，且在1854年佩里舰队叩关后大规模成体系引进书籍书刊，从而引入了中国的新语词、新概念，甲午时代，中国留学生再将相关词汇反哺回国，形成文化交流上的循环。抗日战争爆发后，相关交流减少，但词典和书籍仍有往来，词汇互有参考。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日本开始改用片假名直译英文（表音）而非使用汉字[9]。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日本民众对政府在谈论议题时频繁使用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有所讨论，例如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Twitter上表示一些词汇可以用日语汉字表达的推文获许多关注。学者鸟贺阳弘道认为政府使用生僻词汇可能是为降低民众的恐慌心理，减少文字的爆发感，但新词的模棱两可也会使民众焦虑。心理医师冈村美奈则认为这可能意在达成“吡硫𬭩锌效应”，增加民众在理解上花费的时间[10]。
2018年文部科学省所做调查中体现，有七成多受访者会不时因无法理解外来语而感困惑，且比例随受访者年龄增加而增长。历年的抽样调查中，很多不生僻的外来词汇也有过半的人无法理解[10]。
与此同时，也有报道指汉字在日本渐受重视，例如2009年日本文化审议会国语组审议通过“常用汉字表”修订，在1981年上次颁布的基础上新增191个常用汉字、删除5个不常用汉字；以及医疗用语中更多使用汉字等主张[11]。
当用汉字
为了完全废除汉字，内阁于1946年公布了在汉字全部废除之前可使用的汉字表，当用汉字所指的就是这其中所包含的1850个汉字。此表排除了使用频率较低的汉字，明确规定了官方文书和传媒中应当使用的汉字的范围。并且，《当用汉字表》也尝试著对其中一部分存在比较复杂或存在多种写法的汉字的字体进行简化。但是，这种简化并非如同中国的简化字般，对汉字的结构进行体系化的变更，而仅仅是将个别文字的一部分进行省略而已。
为了顺利过渡到当用汉字，国语审议会于1956年7月5日，决定对汉语辞汇中超出当用汉字表所规定范围的汉字，用同音的别字进行书写替换。这个方针和中国的简化字的原理有少许相似之处。
常用汉字
由于普遍认为“当用汉字”对于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于是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颁订1945个《常用汉字表》，新增少量汉字。并以“目安”为准（即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不再有强制力）。同时，当用汉字表宣布废止。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
朝鲜半岛
北韩
在朝鲜，朝鲜语只使用谚文书写，且法律完全不使用汉字。汉字一般只用于表记中国的人、地名，甚至于连“金正日”和“平壤”等的汉字表记也通常被视为外语。
列宁说过，“采用罗马字也是东洋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在革命的口号下，朝鲜采用了其近似罗马字的本国表音文字谚文。但是，朝鲜并未完全禁止汉字。以下是金日成对于使用汉字的见解：
| “ | 既然在南朝鲜出版物和过去的文献中还有不少汉字，人们要读懂它，就要多少教一点汉字。 | ” |
| ——金日成：《关于社会科学的任务》朝文版第289—290页。 | ||
| “ | 汉字问题，必须同我国的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然而，现在南朝鲜人用我国的文字的同时还继续用汉字。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废除汉字，我们就会连南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也看不懂了。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要学习和使用汉字。当然，这并不是说因此就要在我们的报纸上使用汉字。 | ” |
| ——《金日成著作选集》第4卷，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68年，第9—10页。 | ||
基于他的见解，1968年，朝鲜建国以来就已经废除的汉字教育以“汉文”之名再次被编入高中课程。
在1948年废除汉字的时候，用朝鲜语固有词替换汉字词的运动（国语纯化运动）也同时开始，但由于可行度低，所以在1960年便结束了。
南韩
二战后，韩国初期还有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不少老人至今还会书写，但1970年起也以谚文取代汉字，并禁止在官方场合大量使用（仅在消歧义上容许“汉字并记”），甚至有主张继续使用汉字的大学教授被迫辞职的事件。但是，总括而言禁止的程度比朝鲜轻微，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例如殡丧）仍然会使用少量的汉字，法律、文学等专业领域甚至继续使用，基本上无法离开汉字。此外，在电视节目和报纸上也不时会在一些韩文旁标明其对应汉字，以消除同音字产生的歧异或者为人正名。
恢复汉字
1990年之后，汉字的必修被改为选修，废汉字达到了高潮，但也带来了文化冲击，主张恢复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1998年，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成立，领导人是朴正熙时代的陆军总参谋长李在田。这位前国防部长还主张陆军官校的学生应该接受汉文教育；但2004年李在田逝世，使这个计划搁置。
李在田领导的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主张：
2011年起，韩国政府计划将把汉字教育重新列入中小学课程，虽然遭到不少家长及教师反对，但也有不少家长表示赞同。总之，目前汉字的学习量相比以前有一定提高的趋势。
越南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于1919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汉字和喃字也逐渐废除，开始使用罗马化文字（越南国语字）。
北越独立后在胡志明的领导下正式废除了汉字，但在南越汉文仍然是中学的一门学科。两越统一以后，汉字教育在越南正式告终。
然而汉字并没有完全在越南消失，文学、历史等学术上仍保留大量汉字和喃字。而翻译华文圈的地名及人名，仍倾向以其汉字之越南音转写，非直接音译。现时汉字在越南的状况类似拉丁语在欧洲的状况。
参考文献
- ↑ 用简体,还是用繁体?历史上一直是个问题. 南方都市报 （简体中文（中国大陆））.
- ↑ “汉字简化不是文字的根本改革，要进一步进行拼音化，期许中共专家为拼音文字完成准备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第一版
- ↑ 刘胜骥，《中共改革汉字汉语之运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8期
- ↑ 《鲁迅全集》. 六卷. : 160页.
- ↑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 汉语拼音字头字典. 1991年初稿 [2011-09-03].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2年已审读
- ↑ 林成滔. 《字里乾坤》. 中国档案出版社.
- ↑ 潘钧. 第八章 日本汉字的未来.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09617-1 （简体中文（中国大陆））.
- ↑ 丁雄飞. 陈力卫谈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澎湃新闻. 2019-08-11 [2021-03-18].
- ↑ 10.0 10.1 收银员小秋. 疫论·文化｜疫情术语用片假名：日本政府的“文字游戏”？. 澎湃新闻. 2020-04-16 [2021-03-18].
- ↑ 世界新闻报 赵全敏. 日韩边学汉字边反思. 新浪新闻. [2009-02-06] （简体中文（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