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是清朝雍正帝亲自颁行的一部在全国发行的官方宣传资料，收录了曾静一案的上谕、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描述了曾静从反对雍正到拥护雍正这一“大义觉迷”的过程。利用第三人称的角色为切入题材，是研究满清的重要史料。乾隆帝即位后，认为该书主要是起到弄假成真的效果，书中钜细靡遗的记载，反而引起人们过度的讨论，因此迅速禁绝该书。
背景
清初汉人文人曾静和其门徒张熙受到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不满身为“蛮夷”的满人皇帝的统治，因此宣扬雍正帝的得位不法和十大罪状。曾静于雍正六年（1728年）试图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岳钟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逮捕二人，送返燕京。之后在刑部侍郎杭奕禄等的审问下，曾静表示认罪。并写了《归仁录》表示悔过并颂扬雍正帝。雍正帝也赦免曾、张二人，并下令收录两年来关于此案的上谕以及曾静口供[1]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雍正帝刊版发行此书并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所有地方官学官必须据《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及论点向百姓讲解，还命曾静到全国各地巡讲。[2]。
内容
该书对曾静等人指责雍正帝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进行了一一辩解。
例如：雍正帝本人的上谕：“也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康熙帝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均霑。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㫖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㫖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窥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令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夫以额征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赃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乂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例如：上谕：“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例如：上谕：“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允祉、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䄉、允祹、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允祉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康熙帝曾托付朕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例如：上谕：“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飬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康熙帝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母后素有痰疾又因康熙帝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朕于康熙帝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聼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㫖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
例如：上谕：“朕令允禵奉祀景陵。有奸民蔡怀玺投书胤禵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禵为皇帝、而称塞思黑允禟之母为太后。允禵见书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从前诸王大臣罗列阿其那允禩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允禟大罪二十八款，允禵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䄉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心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㫖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縂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康熙帝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识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竞，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纤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纉承列祖康熙帝基业负荷甚重，其有闗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已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康熙帝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只此一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辨亦不授”。[3]
（此上谕皆载入于《大义觉迷录》和《雍正朝起居注》，上谕日期于：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十一日）
翻案
雍正帝驾崩仅两个月，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九日，已经登基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即违背父训，反悔赦免，于十二月敕曾静、张熙二人凌迟处死，雍正皇帝生前特别告诫子孙，不可杀曾张二人，以作为反面教育：“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4]意思是：连乾隆帝都不能违抗雍正帝的命令，但是乾隆皇帝最后还是违反雍正皇帝的遗命，在雍正帝病逝后，即刻诛杀了曾静、张熙两人以绝后患，在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宣布《大义觉迷录》一书毁去其版，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推论乾隆皇帝不许此书发行，避免曾静等人的逆书广为流传，主要因为逆书跟《大义觉迷录》完全相反，而《大义觉迷录》“触及到雍正帝本人内部伦常之间的一些隐私和证据，为雍正帝十大罪状作出进一步解释和辩白，和曾静所作逆书内容是完全是相反的”。因此推论乾隆帝暗地里其实认同曾静所说的雍正帝的十大罪状；乾隆帝甚至可能还准许民间去传说虚构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将雍正帝以血滴子刺杀，夺其首级而去。[5]
后续影响
《大义觉迷录》一书，是雍正八年雍正帝所发行，但是此书于乾隆帝上位之后立即被禁止发行和刊印，于是又于光绪年间被革命党在香港重登刊印和发行[6]。另有1983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大义觉迷录》澄清雍正即位以来种种流言，并清理异议。书中辩论的过程表现了在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当时的思想与智识论辩，将隐晦不明的皇权争斗公开在世人面前讨论，成为后世史家的研究史料。
据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研究，《大义觉迷录》的重新发现，是清末留学的革命党人在日本发现此书。而他本人也以此为题出版《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一书。
相关文献记载和典故
- 《大义觉迷录》曾静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曾静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等语…。曾静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等语…。
- 《大义觉迷录》曾静供：…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愧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其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也，猗欤盛哉！
- 《大义觉迷录》曾静供：…今承恩旨讯问，前供所称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则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禩、允禵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逆书分别华夷，直指圣祖（康熙帝）为夷狄…。
- 《大义觉迷录》雍正帝谕曰：…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 《大义觉迷录》雍正帝谕曰：…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雍正帝），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诪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康熙帝）。
- 《大义觉迷录》雍正帝谕曰：…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 《大义觉迷录》奉雍正帝谕旨曰：…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
- 《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雍正帝谕曰：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 《雍正朝起居注》《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七年十月初七日，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询问曾静。合词公奏曾静、张熙悖乱凶狡大逆不道请即行正法诛戮三族一䟽。
上御干淸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听旨。雍正帝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之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尔等所奏固是，但朕之不诛伊等者，实有隐衷，今特面谕尔等上年曾静之徒张熙到陕用诡名投书与岳钟琪。…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今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门下之奸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确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此軰之谣言展转流布，朕何从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即据今日之事论之实朕之大幸，而在曾静亦未为无功，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惩一儆百，如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耶。书云：宥过无大，昔年三藩反叛时，我圣祖皇考（康熙帝）于从逆之人能改悔自新者，皆施恩宽宥，令曾静等所犯既非首恶渠魁，亦无同谋叛党，其畏罪悔过，又出实心，此朕所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 《雍正朝起居注》《大义觉迷录》雍正七年十月初八日，奉雍正帝谕旨：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诪张为幻，实从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袪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䄉、允禵等之逆党奸特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邪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诬谤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查数年以来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䄉、允禵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现据广西巡抚金𫟹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觧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何玉柱乃塞思黑允禟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䄉亲信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允禩之太监，其他如允禵之太监马守柱、允䄉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受阿其那允禩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允禵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子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禵也如此，而逆党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朕自幼蒙皇考(康熙帝)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禵，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禵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禵，太后谕云我只知(雍正)皇帝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禵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俞允。诸兄弟同允禵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禵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者，后允禵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禵严加训诲之此亦宫中人所共知者。…太后欲见允禵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禵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允禟去见活佛而崩，同一𭣣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也即允禵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允禩在京、塞思黑允禟在陕悖乱之迹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禵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禵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禵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令乃云太后因允禵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今乃以六十一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眀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康熙帝）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诸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令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总因阿其那允禩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己流散于极边远塞…。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昔我皇考（康熙帝）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朕祗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知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雍正帝），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什伯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謟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鸮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知之…曾静等系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 《雍正朝起居注》《大义觉迷录》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诸王大臣内阁九卿等奏：为滔天之罪难宽宜速正典刑以彰国法事，窃逆贼曾静性与人殊诪张为幻蛊惑于吕留良之反书悖论、复道听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辄敢编集蜚语缮写谤书，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
- 《湖广通志。卷二十二》雍正八年，奉㫖，颁发大义觉迷录四卷刊布学宫。
- 《云南通志。卷十八》雍正八年，钦颁大义觉迷录，令各府州县刊布宣讲，提督学政自后定例，皆以翰林院官为之置师宗州州同驻邱北，置分巡迤东道辖云南曲靖临安澂江武定广西广南元江开化镇沅东川昭通普洱十三府驻寻甸州改分守永昌道为分巡迤西道辖大理楚雄姚安永昌鹤庆顺宁永北丽江蒙化景东十府仍驻大理府，颁钦定训饬府州县条规。
- 《朱批谕旨。卷二十七》雍正八年十月十九日，署理广东巡抚印务臣傅泰谨奏为密奏事，窃查岭南向有三大家名号一名屈大均号翁山…臣近日敬看颁到大义觉迷录内有曾静之徒张熙供开，亦有屈温山集议论与逆书相合等语，臣思屈温山与屈翁山字虽有别其音相似随即购觅书坊竟有屈翁山文外诗外文…
- 《江西通志。卷十七》雍正八年，颁大义觉迷录于各学诸生。雍正九年，上命将圣祖钦定书经诗经春秋传说彚纂暨御制性理精义各直省刋板颁行。
- 《广东通志。卷七》雍正八年五月，巡抚傅泰核实疏闻诏，报可恭刊颁到大义觉迷录。
- 《广东通志。卷八》宣讲圣谕，暨御颁大义觉迷录每月朔望，预择宽洁公所，届期文武官俱至衣蟒衣礼生唱序班行三跪九叩头礼，兴退班齐至讲所，军民人等环列肃听礼生唱恭请开讲司讲生诣香案前跪恭捧上谕，登台木铎老人跪宣读毕，礼生唱请宣讲上谕第一条司讲生按次讲毕，复讲大义觉迷录数条。
- 《陕西通志。卷八十三》《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一百五》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奉上谕：昔年曾静谤朕之语怪诞离奇实为梦幻所不及之境，然则天下之大如鬼如蜮之事，何所不有，总因数年来大逆不道之人不得遂其逆愿，于是使其匪党捏造流言转相传布，冀以摇惑众心，扰乱国政，前年一一根究，悉出于发遣众犯之口供，证凿凿已按律正法，大义觉迷录中载之已详，十数年来，陕西居住之允禵、塞思黑允禟、年羹尧、延信等皆怀挟异志包藏祸心，视朕躬如雠敌者也，其胁从之逆党实繁有徒，专捏诽谤之词，将无作有欲以泄其私忿，如塞思黑之令狐士仪年羹尧之邹鲁净一道人延信之道姑王氏等，皆公然以反叛为众人之倡，则其他匪类之造作妖言暗中煽动者又不知其几矣…前虽将大义觉迷录通行颁布，祗恐远乡僻壤之氓尚有未曾聆悉者，著一并宣谕咸使闻知。
- 《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十》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朕于大义觉迷录中曾经详悉开导，实悯天下士民无知而自蹈于大罪，想天下士民今已深悉兹见书籍，避忌之谬妄重为反复晓谕，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督抚学政有司钦遵张揭告示穷乡僻壤，咸使闻知。
- 《福建通志。卷首四》《上谕八旗。卷十一》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朕于大义觉迷录中曾经详悉开导，实悯天下士民无知而自蹈于大罪，想天下士民今已深悉兹见书籍，避忌之谬妄，重为反复晓谕，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该督抚学政有司钦遵张揭告示穷乡僻壤，咸使闻知。其从前书籍若一槩责令塡补更换，恐卷帙繁多或有遗漏，而不肖官吏遂借不遵功令之名致滋扰累，著一并晓谕，有情愿塡补更换者，听其自为之特谕。
- 《高宗纯皇帝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注释
参考书目
- 冯尔康，〈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述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5：41-46, 28。
- 邵东方：〈清世宗《大义觉迷录》重要观念之探讨 〉。
- 史景迁著，邱辛晔译：《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