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德语：Chinesisch-deutsche Beziehungen）指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中德两国从19世纪末开始进行直接的交流。刚刚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参加了八国联军。之后，两国持续了大约30年的合作关系，直到阿道夫·希特勒联合日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成为了敌对双方。二战结束之后，德国战败，被分裂为两个国家，在冷战中，德国被分为两个国家，即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国分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于1949年10月27日和1972年10月11日。
1990年，冷战进入尾声，两德统一，两国关系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德关系被双方定义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历史
17世纪－1911年
17世纪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普鲁士王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埃姆登的王家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KPAC）商船“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
1861年，普鲁士派出艾林波率领普鲁士东亚考察团，与清政府参照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了《中德通商条约》，该条约使普鲁士及其代表的众多个德意志邦国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1877年4月，大清驻德公使馆落成。
19世纪晚期以前，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对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18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旅顺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北洋水师向德国订购了主力舰——定远级铁甲舰，以及经远号、来远号装甲巡洋舰。此外，德国军事教官帮助张之洞建立了“自强军”，并协助袁世凯培训了“新建陆军”。
德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来自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的发电厂和钢铁工厂，例如汉阳铁厂。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在颐和园中安装了中国的第一批电灯，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使用的则是德国AEG电机和水泵。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德国首相俾斯麦对中国所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在德皇威廉二世时期有翻天覆地的转变，变得更具帝国野心。例如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德国协同法国、俄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此外，在1897年11月发生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后，威廉二世电令远东舰队，称“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舰队立即驶往胶州南部海岸，占领胶澳地区部分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1898年3月，德国逼迫清朝与其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取得胶澳及其周边地区（今属青岛市）的99年租借权，以及山东省的开矿权和铁路铺设权。1898年5月，德国亨利亲王来华访问。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威廉二世旋即下令进行军事报复，中德关系跌落至最低点。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最先起于山东省，而山东省正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在义和团战争中，威廉二世要求德国军队让德国的声威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1]。克林德被杀之后，德国瓦德西将军出任八国联军第二任统帅。
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向与之交战的11国（参加联军的八国以及未出兵的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赔款白银4.5亿两，其中德国获得9007万两，占赔款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清朝还派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谢罪，并在克林德被杀的东单路口树立牌坊以示纪念。
中德关系在《辛丑条约》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执掌清朝政权的慈禧太后试图依赖德国的先进工业和技术，实现1898年被她亲手中断的维新运动。在这段时期里，德国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很大。在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改革者仿照日本的先例，参照德国民法典，制订了清朝的第一部民法。尽管该法典在清朝灭亡前没有得到实施，但它成为随后成立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在1930年代颁布的“民法典”的基础，该法典至今仍在台湾施行。
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德关系再度变得疏远。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在政治上被孤立，最明显的例子是1902年英日同盟的成立和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的签订。正因如此，德国打算在1907年筹备德、中、美三国同盟，但这项建议始终无法成事[2]。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中德签订《中德商约十三款》[3]。
1912年－1919年
1912年民国成立，德国给予临时政府600万马克的贷款，并表示可以向中国归还山东的铁路权益，而临时政府派驻了德意志国外交代表。
1913年10月6日，德国对北洋政府予以外交承认；北洋政府在首都柏林设立中国驻德意志国公使馆，并派驻公使。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在远东并未主动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因为它深陷入欧洲战场。德国曾经试图将胶澳地区归还中国，以避免落入日本手上，但是日本威胁中国不得接受这一返还。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战争，并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开始攻击德国在中国的据点，占领了胶州湾租借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国民政府首脑孙中山力主中国保持中立，反对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而北方段祺瑞政府虽在英国授意下欲对德宣战，但遭到日本阻挠。3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公告与德国断交（3月3日内阁会议决定）。直到1917年，日本在得到英国、美国、法国的保证，允许日本在战后继续保留前德国在华殖民地和利权的情况下，才同意中国在8月14日对德、奥宣战（冯国璋《大总统布告》）。此后中国军队扣押了停泊在中国各港口内的德国和奥匈商船，并收复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
1917年3月14日，经3月3日内阁会议决定，北洋政府正式公告与德国断交；德国在上海的全部6艘船舰遭扣留。3月16日，直隶交涉员黄荣良陪同中国政府代表、直隶全省警务处处长杨以德前往德国驻津领事署、天津德租界工部局办理接收事宜。3月17日，天津德租界收回后改名为天津特别一区，并设管理局行使行政管理职能。7月1日，撤馆。8月14日，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冯国璋《大总统布告》）。此后中国军队扣押了停泊在中国各港口内的德国和奥匈商船，并收复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
协约国在中国参战时，曾经保证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能收回德国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但是，日本透过《凡尔赛条约》取代德国，占领了青岛和山东半岛。在中国人民都感到被协约国欺骗的情绪下，激发了五四运动。
总体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贸易方面。1913年时，在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4]。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在英国等协约国的压力之下，清理德华银行等德国在华企业[5]。1919年9月15日，中国宣布终结对德战争。
1920年－1949年
1921年5月20日，北洋政府与德国在北京签署《中德协约》，两国恢复邦交。
1927年，北伐中的蒋介石聘请马克斯·鲍尔等德国军官为军事顾问和教官。
1934年，前德国国防部部队局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资深顾问。
1935年5月18日，驻德国公使馆升格为中国驻德意志国大使馆，并派驻大使。
1938年2月，纳粹德国承认伪满洲国，随后4月对中国禁运军火、6月召回驻中国大使、7月撤出军事顾问团。
1941年7月1日，纳粹德国承认汪精卫国民政府。7月2日，重庆（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与纳粹德国断交；10日撤馆。8月1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宣布终止和汉莎签订的合同，德方所有股权由交通部冻结，“欧亚航空”成为中国独资企业。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国民政府对纳粹德国、大日本帝国及法西斯意大利宣战，中德两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底，国民党残余势力逃至台湾。同年，德意志地区亦分别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
1949年－199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东德在同年10月27日承认其政权，并开始与苏联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援助，成为仅次于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大援助国。西德则于1972年10月1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早在1956年，陈祖涛为了采购汽车必需的零件和60辆奔驰轿车，与奔驰公司的代表在东德见了面，后来奔驰公司的代表还将陈祖涛和对外贸易部的代表邀请到了西德，订单也顺利完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邦德国的第一次贸易[6]。
同年，周恩来总理声明，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联邦德国的关系正常化。西德在出现经济复苏后，需要开辟海外市场，加上中苏交恶的背景，开始寻求改善对华关系。1964年5月，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和西德驻瑞士大使馆进行了参赞级接触暨首次官方接触[7]。同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艾哈德在访美期间发表声明称，西德无意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或建立外交关系[8]。第一次接触就此结束。
1969年勃兰特上台后，开始推行“东方政策”。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勃兰特由于担心得罪苏联，会影响其“东方政策”，便决定“先苏后华”，要在《莫斯科条约》签订之后才同中国建交。但当时在野的基民盟却通过决议，要求联邦政府和中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不必考虑苏联的态度[8]。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基民盟领导人之一、时任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施罗德提出了访华愿望。勃兰特政府也向中方发出了愿与中国谈判建交的信息[7]。由于施罗德是反对党人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出面邀请施罗德在1972年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8]。
1971年10月25日，由于当时两德皆非联合国会员国，因此无法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表态。
1972年，西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9]。之前，西德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是当时少数与两岸均没有建交的西方国家。
1972年7月，施罗德应邀访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访的首位西德重要政治家。施罗德在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表示，鉴于中美关系缓和，西德与苏联关系缓和，东西德准备加入联合国，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联邦政府和在野党都主张两国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以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名义与施罗德主席共同签署内部谅解，声明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并商定通过双方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7]
7月22日，新华社驻波恩分社社长王殊被紧急召回北京并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8]。8月，中国外交部授权王殊为中方谈判全权代表，德方谈判全权代表是西德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冯·史塔登。8月17日上午，时任中国驻东德使馆二等秘书兼新闻专员的梅兆荣偕一名机要员和一名报务员，带着四百多斤的收发报设备，乘坐一辆大众牌面包车穿过东西柏林之间的查理检查站，前往西柏林机场。在西德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梅兆荣一行飞抵科隆，然后乘车前往波恩，当晚六点便和北京建立了通讯联系[8]。8月18日至9月25日，双方就建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八轮会谈，进展总体顺利。29日，双方代表草签了建交公报。10月，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长瓦尔特·谢尔应邀访华。10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和谢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德建交公报[7]。
1990年至今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中国继续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
2017年总理默克尔在气候变迁议题上的重要幕僚萨赫说：“我们的领袖明确体认到目前需要德国和中国共同领导，预料两国在对抗气候变迁方面将能强有力地合作”[10]。德国总理默克尔任内已10次访华，创下西方在任领导人访华次数之最。2016年起中国大陆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争议
在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谈判时，西德方面要中方确认西柏林及其公民对外由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并且希望由书面文件确认。中方鉴于国际上对西柏林地位有争议，包括美英法三个占领国也不承认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的“宪法组成部分”，自然也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但表示中国在具体问题上将按照实际存在的状况处理。对中方的这个表态，德方原则上表示“满意”，但仍要求签署书面文件，以便向议会交代。中方不同意。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在草签公报时，德方宣读中方在谈判中口头表达的立场，中方不予反驳，宣读的措辞事先经中方认可[8]。
在中德建交谈判时，西德曾提出其汉语国名（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译名不应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是“德国联邦共和国”，因为“Deutschland”是名词，而“Deutsch”是形容词。作为中方代表助手的梅兆荣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一译名已得到公认，“Deutschland”翻译为“德国”没有问题，而“德国联邦共和国”不符合中文的习惯。随后，德方又提出参照波兰（Poland），以“德意志兰联邦共和国”作为译名，梅兆荣表示反对。之后，德方代表在正式谈判时明确表示，德方放弃修改国名中文译法的意见，但希望中方今后在正式文件中，提到联邦德国时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书写。[8]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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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引用
- ↑ Kirby, William, 《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1页，史丹福大学出版社, 1984年(ISBN 0804712093)。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原文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 Volk, das, wie die Chinesen, es wagt, 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 das ist ein Vorfall, 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 ist..." （“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像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 ↑ Kirby, William, 《德国与中华民国》
- ↑ 《清史稿·邦交志·德意志》. [2009-04-24].
- ↑ Ellis, Howard S，《法国和德国在中国的投资》，第12页，檀香山，1929年
- ↑ Ghassan Moazzin, "From Globalization to Liquidation: The Deutsch-Asiatische Bank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China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16 (2015), 52-76.. cross-currents.berkeley.edu. [2016-06-25].
- ↑ 陈祖涛见证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 人物. 2009-10-10 [2020-04-05].
- ↑ 7.0 7.1 7.2 7.3 中德建交背景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02-10-22 [2021-11-07].
- ↑ 8.0 8.1 8.2 8.3 8.4 8.5 8.6 1972年，中德建交背后的故事. 北京周报. 2017-10-12 [2021-11-07].
- ↑ 《中德建交背景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 ↑ UDN-中德关系. [2017-07-05].
来源
- 李国祁：〈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德租借港湾的洽商与德璀琳(G. Detring)上德政府建议书〉.
- 顾俊礼; 杨解朴. 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11-07]. ISBN 978-7-5097-3946-4.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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